返回列表 发帖

战用抗睡丸:偏见、适宜性及实用性

本帖最后由 红豆 于 2009-4-10 09:57 编辑

Go Pills in Combat: Prejudice, Propriety, and Practicality 作者:约翰·A·科德韦尔博士(Dr. John A. Caldwell
提要:长期以来,公众媒体非常关注美国军队的作战保持能力药物使用政策及做法,负面评论不断;甚至科研界也发出批评。面对舆论压力,作者据理力争,详细解说空军对亢奋药物(和其它抗疲劳药物)的使用指导方针,认为在作战行动环境中,服用此类药物能保持军事飞行人员的安全、作战能力和总体健康,服药者亦有权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知情的决定。因此美军的亢奋药物使用政策在道德层面无可厚非。



军队出于作战行动的原因而使用药物,这种做法传统上总是招致公众媒体的大量关注、有时科学界亦参与评论。不幸的是,这种关注经常呈现明确的负面性。比如,尽管我们现在承认,美国军人接种防细菌战疫苗是合理的,但在 1998 年,当国防部长科恩下令为所有人员接种炭疽菌疫苗时,却引发国会多次听证会和法律争议。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称,大量军人“不愿接种疫苗准备退伍”云云。1 在 1991 年波斯湾冲突之后,神经毒剂预防药物吡啶斯的明(pyridostigmine)的使用引起了类似的争议,因为这种药被大量用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标签外”用途。2 尽管后来的裁决允许此药物在得到总统命令或个人知情同意书之后适当地使用,但关于这种预防性药物干预机理的安全性和政策的合理性,仍继续受到质疑。3 再后来,军队使用右旋安非他明(dextroamphetamine)让被剥夺睡眠的飞行员保持清醒的做法再次激起关注,起因是有两名飞行员辩称他们在 2002 年误伤友军是服用这种药引起的后果。4 虽然空军的调查最终没有证明右旋安非他明是造成这一不幸事件的原因之一,但大众并不知悉事件的真相;所以,许多人仍然对军队为保持作战能力而使用右旋安非他明和其它药类化合物的做法提出疑问。

这类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推波助澜,为使用药物来保护、保持(或提高)军队作战能力是否符合道德的长期争论火上浇油。舆论矛头,主要指向军队对抗疲劳药物、尤其是安非它明这类亢奋药物的使用。事实上,为加强作战安全和能力而使用抗疲劳药物是否适宜的疑问,已经再次成为大量讨论的主题。5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些成员认为,美国军队使用安非它明这类处方亢奋药物是不道德的。或许正是这种对“体能增强药物”的道德分歧,成全了美国是目前唯一允许在作战行动中使用安非他明及其它一些抗疲劳药物的世界大国的事实。6

作为一名研究科学家,我对美国空勤人员使用处方亢奋药物的作战实用性做过许多研究,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从道德层面质疑这些化合药物的使用。7 军队使用“认知增强药物”只要符合以下几项衡量标准,便应视为合乎道德:(1) 使用增强/维持体能药物的决定权完全在于个人;(2) 保证在具体条件下服用此药物的安全性;(3) 药物的用法符合药物剂量和药理功能;(4) 一般而言,军队只在穷尽其他任何非药理办法之后才选择用药。8

基于这几项标准,有人也许会提问,如果医生向完全健康的非军事人员开出安非他明(或其他亢奋药物)处方,以让他们减少睡眠而增加工作(或游戏)时间,没有人会表示同意,这是为什么? 认真想一想,我们会发现,医生的处方符合以上第一条、 也许还有第三条标准。 但是,为健康的民间人员开亢奋药物违反第二和第四条标准。不符合第二条标准的理由是:民间人员不像军事飞行人员那样受到医护人员的严密监视,他们可以从医生那里(或药房)取走多天的药量,而且用药也可以不受医生的严格监控。这样就有潜在的危险性,特别是考虑到安非他明有可能会被滥用,如本例中的病人可以各种方式任意调整药量(有些可能不安全)。不符合第四条标准的理由是:医生没有首先试尽所有其它可用的非药理办法。军事飞行员使用亢奋性药物是为了执行有生命危险的飞行任务,如果没有药物帮助,也许就无法有效地完成。而民间人员(在本例中指的是没有注意力失常症状的人)则不同,他们完全可以选择少熬夜多睡觉,而大可不必选择用药来延长清醒的时间。这种选择(多睡觉)不会产生不良后果,因为即使某位民间人员不用亢奋药物就不能超常地工作或游戏,也不会因此而受伤害。所以,为健康的民间人员提供日常用亢奋药物显然难以符合我们认定的风险/效益比率和道德观念;而为军事飞行员提供亢奋药物是因为他们必须执行持久的作战任务,没有其它选择可言。

“道德”问题与军队使用“认知增强药物”有无联系? 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不同的人对道德持不同的见解。有人认为凡道德行为必合道德;也有人相信道德非“对”即“错”不可折衷;还有人按具体情况评判道德是非(亦即:如果不存心伤害无辜、不侵犯无辜者权利、不骗取他人合法财产,且最终结果是“好的”,那么这个行为便可视为符合道德)。9 如此来看,美国军队使用体能增强药物似属“道德”,因为军队使用这些药物是为了达到具体的目的 —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所赞同的目的 — 这样做可以提高我方人员在不利环境中的生存能力。我们不强迫己方人员违背个人意愿服用亢奋药物,也不强迫敌人服用。确切地说,我们提供已被证明是“安全的”的药物,是为保护我们军人的健康。10 出于各种实际的考虑,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在实质上同意,可以借助这类药物干扰来达成理想的战术结果(现行政策准许这种使用)。是的,这些药物也许有助于提高我们杀伤敌人的能力,但是,我们也使用其它各种战略(技术的、行为的,等等)来达成同一目的。运用认知增强药物来加强战胜敌人的战术优势,就如运用夜视镜技术获得战术优势一样,不可被视为欺骗手段。而且,我要说明,按照严格的公平意义,我们在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我们使用或打算使用体能增强药物的信息,敌人尽可以随便阅读和利用。因此,在我看来,我们使用这些药物既顺道义也合道德。

然而,由于药类化合物的使用是医学和/或行为科学的问题,也由于公开的标准列出了这两个领域内的道德行为原则,那么就让我们对照这些标准来评论本文所谈到的药物应用是否适宜。我将首先简单介绍指导医生和心理学家行为的基本道德原则,然后以军队在作战飞行中使用右旋安非他命作为安全及有效的抗疲劳措施为主要例子来开展讨论,同时解释为什么我们目前对使用这种药物 — 并以此类推其它抗疲劳(或体能增强)药物所持的立场 — 不会为美军造成道德困境。

基本道德原则
制定基本道德原则,是为激励人们按照各自职业的最高标准和理想行事。关心他人、倡导信任、举止端正、公平待人、尊重人类生命的基本价值等等,都是道德思想和行为的核心特征。凡正派者,在工作中总是尽量益人而非损人;他们诚实可靠、关心别人、实事求是、谨慎认真、开诚布公;他们以负责的态度合理地帮助自己职责范围中的人们提高能力;他们尊重每个人的隐私、全面健康,以及自决权。总之,凡正派者,都会尽力做到待人若待己,注重公平与尊严。11 在列出以上的基本道德行为准则后,让我们以军队使用右旋安非他明为例,来判断指导使用这种化合物的原则从道德上讲是否适宜。

右旋安非他明使用政策的历史
由睡眠不足和生物钟紊乱而导致疲劳是军事行动中的普遍问题,在近期与全球反恐战相关的快节奏行动中尤其如此。12 昼夜不停的作战行动、频繁的时差转换、不舒适的睡眠环境等等,在战场上都是常事。不幸的是,这些条件使行动人员无法获得保持最佳日常工作状态所需的 8 小时良好睡眠。在作战环境中,我们经常连续数周无法获得完整睡眠,有时甚至一连数天不可睡眠。13 自不必说,如此剥夺睡眠会迅速降低反应速度、警觉意识、注意力以及心情,从而严重影响安全和作战能力。14 一般来说,每 24 小时中无睡眠,会使作战能力降低 25%,其中以较高层的认知能力受损最严重。15 因此毫不奇怪,我们认定:疲劳可引发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及人身伤害代价,而且已被证明是多次军事飞行事故的一个诱发或影响因素。16

为了对付疲劳所致的能力下降,军队做了大量投入,研究通常所说的警觉管理机制,并根据研究成果做出了一系列战略决定,包括值守时限、行为调节、瞌睡干预,以及旨在通过加强睡眠或剥夺睡眠仍保持作战能力的药物治疗。定期使用右旋安非他明的战略决定就是研究成果之一。在本文中,我将以右旋安非他明疗法的管理程序为主要例子来开展论证。

安非他明在 1937 年成为处方药。到二战时期,德国、日本和英国军队都使用这种药物来提高战场上的作战能力。尽管有报道说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了此药,但实际上美国空军一直到 1960 年才正式批准使用右旋安非他明来保持战斗力。17 后来在越战期间,军事空勤人员服用安非他明渐成风气。有关亢奋药物的政策演变成 1984 年 1 月颁布的空军条例 163-33《航空医药计划 — 战术空军司令部附录 1》,该文件特别批准单座飞机飞行员使用安非他明,因为他们在部署期间和长时空中作战巡逻中容易厌烦和疲劳。在 1996 年,空军领导取消了允许在航空作战行动中使用安非他明这个由来已久的决定。

如上述,空军做出了暂停使用安非他明的决定,尽管右旋安非他明的使用与“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的事故显然没有关联(但在好几起事故中,疲劳却是一个诱发因素)。而且,在“沙漠风暴”期间所作的一项调查注意到了安非他明在空中作战中保持警觉的价值。有一位飞行中队指挥官说,能否得到这种药物涉及到“飞行安全”问题。18 这些结果,连同来自 1995 年到 2000 年间所开展的四次安慰剂对照飞行研究的数据,又推动空军领导 2001 年重新批准在某些空军作战行动中使用右旋安非他明。19

现行亢奋药物政策的实质问题
美国陆海空三军目前都准许作战飞行员在特别疲劳的情况下服用右旋安非他明来保持作战能力。在考虑这种做法 — 即通过使用这种处方药而剥夺健康人的睡眠使其保持警觉 — 所牵涉的道德问题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反对现行亢奋药物政策的人,常常把是否使用亢奋药物的选择,看成是在让睡眠充足的飞行员不靠药物支持来执行飞行和让睡眠剥夺的飞行员靠药物支持来执行飞行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然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军事行动经常发生无法避免的高度疲劳。所以在现实中,实际的选择只有两个:或者让睡眠剥夺的飞行员借助经过证明能提高警觉的药物来完成任务,或者(禁止他们用药而)让他们凭个人意志与困倦搏斗来完成任务。另外,研究已很清楚地表明,在极度瞌睡压力(疲劳)下,企图凭个人意志保持清醒是靠不住的。

第二,反对者常常把民航飞行(禁用亢奋药物)与军用飞行(允用亢奋药物)相提并论,质问为什么这些药物民间不能用而军方能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两种情况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一个主要区别是:作战飞行较之民航飞行而言,心理压力理应大得多。比如,尽管民航机师毫无疑问也有压力,因为他们要对可能超过 400 多名乘客的安全负责,但他们很少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而作战飞行员通常是在随时可能出现的凶险威胁环境中执行任务,这种威胁危及自身安全,实际上攸关性命。并且,为了保持作战节奏,军事机组人员经常必须连续长航飞行,有时未及休息,新任务又接踵而至,艰巨可想而知。而联邦航空局条例对民航机组的休息和任务则有严格规定,不准这种情况发生。

另一重要区别是:取消一次民航飞行与取消一次军事飞行的后果显著不同。如果一位疲劳的民航机师由于担心自己的操作能力受到影响而拒绝接受飞行任务,航空公司也许不高兴,但显然这个决定不会危及到他人的安全。航空公司会替换掉疲惫的飞行员,而让有适当休息的后备飞行员来完成预定的飞行。每家大商务航空公司都有这类明确的应急措施。然而对军队来说,飞行员非常有限,一名飞行员做出不接受飞行任务的决定也许就意味着延误甚至取消飞行。前面提到民航航班因为更换机师而进一步保证了飞机乘客的安全,可是那些在战场等待医疗后送的伤病员,那些指望弹药补给、食物和饮水的部队,还有那些正遭受敌人炮火威胁的人,他们怎么办? 如果预定的军事飞行被延误或取消,会对他们的安全造成什么后果?

当我们考虑军队对使用亢奋药物所持的立场时,必须记住:(1) 打仗不是体育比赛,而是凶险莫测、危及生命、极度紧张而疲劳的考验,要求借助一切合理的措施以求成功;(2) 为了保护和保卫友军和盟军的生命,美国军队飞行员必须胸怀大局,超越个人眼前考虑,接受任务,全力完成。我们必须是在这个前提下来思考使用亢奋药物(以及其它体能增强药物)的道德问题。

空中作战行动中使用安非他明的现行方针

美国军队现行的右旋安非他明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制定而成,其目的是保护所有军人 — 主要是飞行员 — 的生命安全,同时实现我们的军事目的。
20 我并将证明(主要引证空军政策/程序),此指导方针保证我们能在不伤及职业道德原则的情况下达到这些目标。下面的原则保证了右旋安非他明的合理使用:21

  • 指导方针明确规定在作战行动环境中的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右旋安非他明;还有哪些特殊情况下可使用此药物,并说明具体的任务时间和药物用量。
  • 每位飞行员在服用右旋安非他明之前,都必须阅读并签署一份详细的知情同意书,确保用药者充分了解这种药物的疗效及潜在的副作用。未签知情同意书者不可在作战行动中服用此药。
  • 获准使用亢奋药物的人员(军队飞行员)通常年轻并健康,服用右旋安非他明后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极小。军队飞行员必须定期接受体检,保持健康记录,以维持飞行资格。
  • 另外,即使在最健康的群体中,也很难预测个人对某类药物的反应,所以军队要求军人在投入部署前先通过地面试验,此试验需在军医监视下进行,并做好记录,从而防止发生特异体质不良反应。
  • 在作战环境中,专业医务人员控制右旋安非他明的供应,在需要时分发适当的剂量,并认真记录存档。未服用的药品需在任务完成后收回,并妥善保管。
  • 飞行人员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自行决定是否服用右旋安非他明,我们不强求任何人服用亢奋药物。
  • 医务人员只是在穷尽了其他非药理办法后,才准许使用右旋安非他明作为抗疲劳措施。军队决不把亢奋药物作为解决作战疲劳的首要选择,也不会因为有此措施就不为飞行人员安排充分的作业/休息间隔时间。
  • 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和有关医务人员一道,把所有的选择都摆在桌面上,根据任务的关键程度、已知危险的潜在可能性、有关人员的最终安全等情况,认真考虑是否使用亢奋药物。

    结论

这张保障措施清单能否有效解答在空中作战行动环境中使用右旋安非他明(以及其它可能的药物)的道德担忧? 遵循这些要求,我们用经过实验室研究和临床试验证实的科学方法,来减少作战疲劳的已知危险。每个人都要接受部署前试用药量,以防出现特异反应。因此,我们的做法符合“无伤害”这一道德原则。为了达到作战目的而使用药物的决定需要经过军队领导、医生和用药者本人同意,从而保证不把作战考虑置于飞行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之上。医务部门对军人的做法是负责的和值得信任的。在给军人开药(或发药)之前,医务人员需要用药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意书上对有关右旋安非他明的疗效和负作用的现知科学知识有准确说明。因此,这个过程向军人传达真实、准确、诚实的信息。获取右旋安非他明的使用许可以后,整个相关部队的飞行人员都可以得到这种药,从而使此部队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公平而公正地受益于这种抗疲劳措施。最后一点,军队从未要求任何飞行人员必须服用右旋安非他明。情况往往是,机组人员在实际飞行任务中(当航空医生和部队指挥官都不在场时)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决定。因此,这项政策在本质上尊重有关隐私、总体健康和自决权的原则。22
美国军队有责任在作战目标和个人权利之间做出平衡,同时保护军人的健康。然而,做好这种平衡殊为不易,尤其是在紧张和疲惫的作战行动期间。军队通过大量努力,制定并实施基于行政管理、行为研究和药物战略的抗疲劳管理综合计划。在穷尽其它选择之后,服用药物可以取得重要的抗疲劳效果。但是在当前“拒绝毒品”的大气候下,药物手段似乎经常引起激烈争论。然而,军队在使用药物来维持作战能力的问题上,制定的政策是稳妥的,做到既能实现作战目标,又不损害个人自决权或健康。正如我在本文中所说的,军队为战用亢奋药物(由此推论,也指其它抗疲劳药物)的使用制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美国军队作战飞行人员的安全、作战能力和总体健康,同时保证用药者有权对自己的生命作出知情的决定。最近的调查数据表明,现行政策是可行的,对此类药物有疑问的人没有感受到被迫服药的压力。23 这个调查结果,连同多年来我们看到的事实 — 即未经有效阻止的疲劳断送了许多生命,而服用亢奋药物从未引起过一起空军事故 — 足以证明,继续使用抗疲劳药物在道德层面无可厚非。

注释:
  • Randall D. Katz, “Friendly Fire: The Mandatory Military Anthrax Vaccination Program” [误伤友军:军队的炭疽菌免疫接种计划], Duke Law Journal 50, no. 6 (April 2001): 1838, http://www.law.duke.edu/shell/cite.pl?50+Duke+L.+J.+1835.
  • 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批准把吡啶斯的明用于重症肌无力的治疗,但是它认为这种药是用于有机磷中毒的实验性预处理药物。尽管有些媒体报道说,这种药与所谓的波斯湾战争综合症有很多联系,但出现神经病学不良副作用的实际病例只有 1%。
  • D. O. E. Gebhardt, “Off-Label Administration of Drugs to Healthy Military Personnel: Dubious Ethics of Preventive Measures” [健康军人用药的“标签外”用途管理:对预防措施的道德质疑],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31, no. 5 (May 2005): 268.
  • Tina-Maire O' Neill, “US Pilots Blame Drug For Canadian Bombing” [美军飞行员将误炸加拿大友军事件归咎于服用药物], Sunday Business Post Online, 19 January 2003, http://archives.tcm.ie/businessp ... story437452528.asp.
  • Michael B. Russo,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thical Use of Pharmacologic Fatigue Countermeasures in the U.S. Military” [在美军中合理使用药理抗疲劳措施的建议],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78, no. 5, sec. 2 (May 2007): B119.
  • Erich Roedig, “German Perspective: Commentary on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thical Use of Pharmacologic Fatigue Countermeasures in the U.S. Military’” [德国之见:评论“在美国军队中合乎道德地使用药物抗疲劳措施的建议”],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78 no. 5, sec. 2 (May 2007): B136.
  • John A. Caldwell, J. Lynn Caldwell, and Kecia K. Darlington, “The Utility of Dextroamphetamine for Attenuating the Impact of Sleep Deprivation in Pilots” [右旋安非他明对飞行员禁睡影响的缓解效用],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74, no. 11 (November 2003): 1125–34; and John A. Caldwell et al., “Modafinil’s Effects on Simulator Performance and Mood in Pilots during 37 Hours without Sleep” [莫达非尼(Provigil)对连续 37 小时禁睡飞行员的模拟器操作能力和情绪的影响],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75, no. 9 (September 2004): 777–84.
  • Russo,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thical Use” [关于道德使用药物的建议], B123. “ 安全”一词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药物经过受控实验室环境以及临床试验的测试,证明不会对人造成生理危害。而且,“安全”一说是依据对军队飞行员进行受控模拟器和空中飞行研究的结果,此项研究证明,所用药物对意识和操作能力都没有不良影响。事实上,研究结果表明它能提高操作能力。最后一点,我们有证据说明此药对所有人都“安全”,因为作战中可能使用处方亢奋剂的每一位飞行员都曾在医生的监测下按要求服用过实验剂量。
  • 在“战争”、获美国同意之“警察行动”或其它军事冲突的环境中,那些企图用武器伤害我们美国的敌人不属无辜之列。
  • 见注释 8。
  •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 “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 [心理学家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 American Psychologist 57, no. 12 (December 2002): 1060–73.
  • John A. Tirpak, “The Force Seeks a New Baseline” [空军寻求新的基准线] ,Air Force Magazine 86, no. 1 (January 2003): 36, http://www.afa.org/magazine/jan2003/0103force.pdf.
  • S. Elliot, “Chief of Staff Shares Views on Global Strike Task Force” [参谋长畅谈全球打击特遣部队], Air Force News Archive, 31 October 2001, http://www.combatsim.com/memb123 ... sarc146.htm#chstff.
  • David F. Dinges et al., “Cumulative Sleepiness, Mood Disturbance, and Psychomotor Vigilance Performance Decrements during a Week of Sleep Restricted to 4–5 Hours per Night” [一周内每晚睡眠限制为 4-5 小时所造成的累积性瞌睡、情绪紊乱、心理警觉能力衰退] , Sleep 20, no. 4 (1997): 274, http://www.journalsleep.org/Articles/200403.pdf.
  • Greg Belenky et al., “The Effects of Sleep Deprivation on Performance during Continuous Combat Operations” [连续作战中禁止睡眠对作战能力的影响], Food Components to Enhance Performance, ed. Bernadette M. Marriot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4), 128.
  • Jeffrey S. Durmer and David F. Dinges, “Neuro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Sleep Deprivation” [禁止睡眠的神经感知后果], Seminars in Neurology 25, no. 1 (March 2005): 117; and Tom Luna, “Fatigue in Context: USAF Mishap Experience” [特殊环境中的疲劳 :美国空军事故回顾],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74, no. 4 (April 2003): 388.
  • Lt Col Rhonda Cornum, Dr. John Caldwell, and Lt Col Kory Cornum, “Stimulant Use in Extended Flight Operations” [在持久飞行中使用亢奋药物], Airpower Journal 11, no. 1 (Spring 1997): 54–55,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 ... 7/spr97/cornum.pdf.
  • Kory Cornum, Rhonda Cornum, and William Storm, “Use of Psychostimulants in Extended Flight Operations: A Desert Shield Experience” [在持久飞行中服用精神亢奋药:“沙漠盾”行动回顾], Advisory Group for Aerospa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ARD) Conference Proceedings 579 (Neuilly sur Seine, Franc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October 1995), 37-1 to 37-4.
  • 空军医务局司令官加里
  • 空军部(联络人:斯蒂芬
  • 此方针也适用于指导莫达非尼的使用。空军军医局局长最近批准在某些空军航空作战行动中使用莫达非尼。(毫无疑问,其他军种也会很快批准使用。)
  • 为防止误解,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1) 飞行员在结束飞行后,需要说明自己如何处置所开的药,航空医生从中知道飞行员在飞行途中所作的决定;然而,这个汇报过程发生在做出决定之后,(从而减轻对决定本身的影响)。(2) 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当其他机组成员都决定服用能力保持药物时,可能有个别机组人员会感到服药是“迫不得已”。 不过调查数据表明,这种情况纯属个别情况而非普遍现象。(见注释 23)。
  • Sarady Tan and John Caldwell, “A Survey of the U.S. Air Force Aviation Personnel on Flying, Fatigue and Fatigue Countermeasures [对美国空军航空人员的飞行、疲劳和抗疲劳意见调查], Aviation, Space,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77, no. 3 (March 2006): 293.
约翰·A·科德韦尔博士(Dr. John A. Caldwell),特洛伊州立大学理学学士;南阿拉巴马大学文学硕士;南密西西比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夏威夷檀香山市 Archinoetics 责任有限公司的资深科学家。此前他曾在空军研究实验室担任首席心理学研究员、国家航空航天总署(NASA)Ames 科研中心的资深抗疲劳措施科学家、以及美国陆军医学科研与物资司令部的心理学研究员。科德韦尔博士因在航空安全、科研开发、科技成就、写作及民事服务等方面的贡献而获得多项奖励。
·默里准将(Brig Gen Gary H. Murray, commander)于 2001 年 6 月 26 日致空军部函件(关于贯彻空军总部/执行官对空军作战部队空勤人员抗疲劳措施指示的政策函)。 ·莫尔顿少校)2001 年 2 月 20 日致空中作战司令部函件(有关空勤人员疲劳管理计划的政策函)。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