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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空军思维定势,发展联合兵种能力,开展近距空中支援

本帖最后由 红豆 于 2009-4-10 10:01 编辑

Shifting the Air Force’s Support Ideology to Exploit Combined Arms in the Close Fight
作者:科林·艾尔顿,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Collin T. Ireton, USAF)


提要:当今全球反恐战争要求美国空军运用多兵器效能,全力投入作战。为此,本文作者认为空军应把支援地面部队作为其首要战术责任,为之投入各种可能的联合兵器,形成联合兵种固有的多兵器协同效应。作者建议,空军履行此责任的途径是:转变思维定势,建造专用平台,发展专门机种(F-35),组建核心机队,加强联合训练。
1944 年 6 月,联军从诺曼底登陆后,遭遇到篱墙阵阻挡,锐锋受挫。德国士兵把每一道篱墙构筑成牢固的防线,把每一方围场变成杀戮联军的屠场,德军在每个角落都架起机枪,步兵在战壕里备好反坦克火箭弹,还有预先瞄准的大炮,严阵以待,等着联军贸然进攻,陷入火网。

发起进攻的部队事先没有受过攻破这些障碍的训练,但很快就领悟到,破解之道就是采用联合兵种攻势,运用多种兵器的效能。首先,工程兵在篱墙上炸开洞,让“谢尔曼”坦克闯入篱墙之内,然后坦克兵对着里面的篱墙角落发射白磷燃烧弹,用火焰吞噬德军掩体中的机关枪火力。在缓慢推进的过程中,坦克用 0.50 口径机枪压住德军篱墙上的火力;与此同时,迫击炮队从滩堤后面开炮,制伏战壕里的敌人;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前进,接近敌人,用手榴弹和步枪歼灭剩余的德军。1 即使敌人训练有素,视死如归,又有战壕掩护,也无法抵御联军以联合兵种固有的多兵器效能所展开的攻坚战。

随后,前沿炮兵观察哨(后来是坦克兵)用无线电同 P-47 战斗轰炸机和“幼狐”轻型机建立联系,使前线部队获得更多的支援选择。P-47 从空中提供重机枪和火箭弹火力支援,“幼狐”为远程大炮提供目标位置,或在需要时将地面要求传送给高层指挥部。2 这种应战场之需,在战场创造出的战术,极大地推动了诺曼底登陆的突破。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军地面和空中部队直接联系,通过近距离空中支援(CAS)取得实时战场效果。

今天的全球反恐战争,在很多层次上不同于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但其中不乏相同之处,对当前的冲突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文认为,美国空军应在所有的战场上发挥与传统联合兵种相关的多兵器效能,并将之视为自己的主要战术使命。本文还点出目前在整合联合兵种方面存在的障碍,近距离空中支援能力的现有差距,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联合兵种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需要联合兵种的协同效果? 显而易见,敌人能相对迅速地策划某种防御,或反击任何单一的进攻威胁。如果步枪火力是主要危险,敌人就会构筑工事;如果一方释放毒气,另一方就会戴上防毒面具;如果受到大规模且无掩护的轰炸机攻击,敌人就可以派战斗机升空迎战,如此等等。但是,防御的一方经不住多种攻击方式和各种武器的应用,协同效应将瓦解敌人的完整防御。

不过,多兵器效能比多样化攻击方式更重要这一事实,尚未得到清醒的认识。一个单一的平台,如能独立生存,能持续应用各种兵器,即便环境险恶,也能产生联合兵种的协同效果。传统联合兵种(装甲、大炮、迫击炮等)的各种效果,不是来自于各种平台单独产生的效应,而是结合了每种武器的自身优势。根本而言,打仗必须对症下药,选择正确的兵器打击敌人。例如,对付能承受 105 毫米大炮轰击的地堡,需要施放钻地炸弹;消灭溃散的敌人,只需发射连串普通炸弹而无需动用精确制导弹药;支援与敌人近距交战的友军,可能需要采用地面精确炮火打击敌人而非空投炸弹。

如果没有一个平台具备所需的全部交战能力选择的话,或者如果环境条件或敌方防御不允许我们使用这样的平台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需要动用多种平台(通常是把地面和空中资产结合使用)来取得预定效果。例如,如果目标上空天气恶劣,或者能动用的资源有限,要求我们选用一架 B-52 来打击分散的敌人,我们可以用 B-52 发射联合直接攻击炸药来执行半精确打击,或以各种无制导炸弹轰炸整片地区。同时,我们可能需要坦克直瞄炮火支援近距离作战的地面部队。联合兵种的有效发挥,不在于动用多种武器平台,而在于明智选择适当的武器,把握时机和规模,取得压制敌方防御的一物降一物的效果。

很明显,联合兵种效果对美军的地面和空中部队具有决定性作用。问题是,在当前战场上作战的官兵是否随时能得到联合兵种的支持? 美军将如何确保其交战部队始终获得联合兵种的协同火力支援?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看一个具体实例。

2002 3 月“蟒蛇”行动

2002年初,美军对藏匿在阿富汗东南部夏卡山谷(Shah-e-Kot Valley)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展开了“蟒蛇”围剿行动。此山区与世隔绝,崎岖曲折,难以到达。联军部队无法获得大炮和坦克支援,只能动用小型武器和迫击炮,外加 8 架 AH-64 武装直升机和固定翼近距离空中支援战机。3 这次行动以阿富汗本土部队为主,队列中嵌入美军特种作战兵和地面前进空中控制员(GFAC),这支部队的目的是深入山中赶敌出洞,将敌人驱出山口之外,再由经直升机空降并等在山外的美军部队收网,一举歼灭。4

直升机运送步兵时,立即遭遇到战壕中的敌人用小型武器、迫击炮和火箭筒等火力的攻击。5 局势很快明朗,敌军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打算着逃窜,而且也不是原先想象的数百名流寇而已。6 事后估计,敌军的数量在 500 到 1000 人之间。7

由于在判断敌人数量和意图(坚守战斗而非逃窜)上出现失误,又由于缺乏坦克和大炮支援,联军部队不得不比原先作战计划更加依赖近距离空中支援战机。8 在这场战斗的最初 24 小时中,F-15E、F-16、F/A-18,以及 AC-130 一共执行了 177 次攻击任务,对这块长仅 5.5 英里、宽 3 英里的区域来回低空扫射,投放联合直接攻击炸药(JDAM)和激光制导炸弹(LGB)。9 空中力量再次弥补了地面联合兵种的不足。

我方用了 37 名终端攻击控制员对同一峡谷和许多相同目标进行观察锁定,却没有部署充足的机载前进空中控制员(FAC (A)),资源使用显然不当。在一些情况下,我方部队呼叫重复,导致对同一目标反复打击;更严重的是,由于控制失措、局势危急,以及空中支援要求重叠反复,我们没有做到始终选择具备充分生存能力的飞机,以及最有效的武器弹药。结果是,AH-64 中只有两架基本无损,其他飞机全部伤痕累累,以致无法在第二天继续参战。10

原本是一场诱敌出洞、快速围歼的“蟒蛇”行动,却演变成友军之间堵漏补缺,用“小型武器和迫击炮火力,辅之以有效而及时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确保我们的小股分散部队不致寡不敌众”的防御战。11 空中提供的联合兵种效果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所在。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在直升机将部队空降就位后天气变坏,或者如果敌人拥有先进的地空导弹时,战局又将如何? 下一场战斗中我们也许不再有这样的运气。

改变思维方式

显然,美军的某些行动,无论事先策划与否,都需要得到规模化的联合兵种提供多兵器效能。但在当今的战场上能否随时得到联合兵种支援呢? 最近的战例显示,情况并非这样。在伊拉克纳杰夫的一次战斗(2007 年 1 月 28-29 日)中,炮兵支援始终没有到位,斯特瑞克战车直到战斗打响几个小时后才赶到。12“蟒蛇”行动的情况更加糟糕,我方从头到尾没有得到坦克和大炮支持。

为什么这些支援无法到位? 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情报不准(以及由此产生的决策错误),也有政治限制,地理阻隔也是因素之一。当前的战场地理面积巨大(有时候覆盖伊拉克大部分地区),而敌人较分散,没有大规模集结地,因此我方不可能将炮兵和坦克部队部署到每一个可能的战场附近。第二,如同“蟒蛇”行动中面临的那样,战场可能被地形或距离阻隔,如果没有大规模后勤支持,我方就无法把大炮和坦克运送到战场,而战术形势可能否决大规模后勤行动的可能性。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 联合兵种所固有的多兵器效能威力强大,在近距离空中支援中可具决定性作用。
  • 美军在大面积地理区域驻兵,不可能在每一个可能需求点都部署传统的联合兵种部队。
  • 美军有时会在孤立地区作战,这些地区阻止使用坦克、大炮和大规模援军。
  • 美军难免会在情报不完善的情况下打仗。不确切掌握敌人的数量、装备和意图,就无法运用事先计划的传统联合兵种。
  • 空中力量特有的远程、快速和深入能力使我们能对大范围战区或孤立战场提供和联合兵种相关的多兵器效能。


全球反恐战争的性质要求美军在几乎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战术环境下与敌人交战。在反恐战争中,美国空军的战术重点(tactical thrust)是支援地面部队,所以空军必须接受这种理解,摆正自己的位置,全力提供支援。本文作者无意指称空军的其他职能渐趋消失 — 而是说在新的挑战下空军其他职能的重要性在减弱。

因此笔者建议,空军要努力保证随时随地向地面部队提供传统的联合兵种效果,以此对当前的这场战争做出最好的贡献。简言之,无论我们的地面部队在什么地方作战,在什么时间需要,我们都必须有能力满足地面要求,提供各种制敌于死地的联合兵器效果,形成规模可调的毁灭性打击力量,并且始终能规避战场威胁,毫发无损。无论我们的地面部队处境如何,是近或远,是昼或夜,是晴或雨,空军都必须能提供有效的火力支援。

过去由于缺乏侧重,或未能认识到这个要求的重要性,空军没有发展这种能力。目前专门用于近距离支援(即:近距离空中支援和机载前进空中控制)的飞机,包括 8 架 AC-130H、17 架 AC-130U,还有计划中的 356 架 A-10。13 虽然这些飞机本身具备强大的武器系统,但无论是 AC-130 还是 A-10 ,都不能提供理想的近距离支援能力。

先看 AC-130U“空中炮舰”武装攻击机:高分辨率传感器(如全可见光平显电视和红外探测系统)以及复杂的火控系统,使这种飞机能用 25 毫米、40 毫米和 105 毫米侧射机炮相当精确地打击目标。机载攻击雷达甚至允许该机种具有全天候和夜间目标捕获及打击能力。AC-130H 没有装备攻击雷达(以及相应的全天候能力),但保留了 AC-130U 的大部分打击力量。14 不过这款空中炮舰不能发射各种集束炸弹,以及 JDAM 和 LGB 家族中许多低当量和高当量普通穿透炸弹。另外,AC-130 的任何机型都不适宜在地空导弹或制导高射炮威胁区域以内或附近行动。事实上,肩射导弹和车载/车曳高射炮的普及,已经对在白天飞行的任何 AC-130 都构成巨大的威胁。当然,这种飞机装有防御和反制手段,但它操作武器攻击目标时通常都是围绕目标飞左弧线,且此动作可预测,故而即便是光学制导高射炮这样的简易武器,也使这个空中平台不堪其扰。

A-10“霹雳”攻击机于 1976 年开始服役,标志着我军在此领域取得重大进步。现代化改造尽管增强了其能力,仍没有大步跟上目前的作战需要。15 现代化改造计划完成之后,A-10C 将能投放激光制导精确炸弹、近精确 JDAM,以及连串炸弹和集束炸弹。此外,A-10C 上的 30 毫米多用途机炮能发射穿甲弹和高爆燃烧弹。这些多兵器效能预示着本文设想的理想联合兵种平台呼之欲出。

不过,即使 A-10 比其“空中炮舰”兄弟更强悍,仍然容易受到攻击。其卓越的低空和中空飞行及机动能力的确削弱了很多威胁。但是,这款飞机的推力欠佳,在俯冲投弹后爬升到较安全中空环境的过程中容易中弹。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所有被击落的 A-10 都是在投弹后爬升至中空时被肩射导弹击中。16 而今防空武器日益先进和扩散,势必进一步挑战这种服役近 30 年的机种。

上述这些机种对想像中的近距离支持平台需求提供了一些零碎的答案,却都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提供一个各种飞机能力的交汇点。B-52 轰炸机可以高飞来躲避一些威胁,但也因此受限而只能投放近精确 JDAM 或连串普通炸弹。F-16 或 F-15E 可执行低空轰炸,支援与敌接战的友军,填补这个缺陷,但飞行员仍需看到目标后才能施放精确炸弹发动攻击,以免伤及友军。这些,只是我军目前近距离支援能力中很多空白中的一例。

1948 年的基韦斯特协议(编注:Key West Agreement — 基韦斯特协议,由美国首任国防部长主持,在弗罗里达州最南端 Key West 岛起草,规定美国陆军、海军和新近成为独立军种的空军各自的职责及协作关系。)明确规定空军负有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责任。但是“美国空军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战略轰炸机、导弹和空中优势能力上,致使疏失其它方面的责任。二战、韩战和越战中的近距离空中支援经验教训值得学习、再学习。”17 疏忽近距离支援能力建设,导致空军现在只能采取修补方式,在许多机型上增加些能力,东拼西凑,试图以此履行空军的责任。

在传统思维中,对空军使命的理解是以空中优势主导一切;认为没有空中优势,其它职能(如:封锁、压制敌防空火力 [SEAD]、CAS,等等)即使不是无从谈起,至少也是困难重重。因此,空军一直强调发展和部署专用空中优势战机,包括最近服役的 F-15A、F-15C 和 F-22A。空军研发这类飞机并训练飞行员完成的主要目标是:在空战中摧毁敌机。

空军基于战斗机的所有其它职能都由另一类战斗机承担。这类作战平台也能使用空对空武器,但还需执行空军的其他职能,如封锁、进攻性防空作战(OCA)、SEAD、核打击、FAC (A),以及 CAS。这第二类飞机经常担当多种任务角色,例如,F-16C 目前、或者曾经执行过以上所有职能(见图 1)。

但是,每种职能对飞行员都有独特的训练要求,飞机的每项升级计划都形成新的技能要求,需要经过实践获得发展。飞行员还必须经常飞行和操作才能保持这些技能。因此,要求同一个飞行员熟练执行所有职能,几乎不可能。




1:目前的思维定势


各种职能的重要程度一经认定,就决定了资源的分配比例。我们不妨把此频谱两端的飞机进行对比,一端是典型的空战机,另一端是典型的攻击机。根据 2006 年 12 月 31 日的一项选择采购报告,F-22A 项目(几乎纯粹用于空战)的费用为 652 亿美元,计划采购 184 架飞机,每架造价约为 3.53 亿美元。18 再看 A-10C 项目(几乎纯粹用于 CAS/FAC (A)),总采购费用为 4.2 亿美元。19 如果以 F-22 飞机作为一个货币单位,那么整个 A-10C 项目只能购置约 1.2 架 F-22。但这还不是整个故事的全部。A-10C 并非新机种,不需重新启动生产线,不需重新制造新机身,不需重新设计新发动机。这样的造价,将允许 A-10A 配备全显示驾驶舱,能携带升级后的武器系统,能发射 JDAM,并部署强化的传感器集成。

新型飞机的能力,如 F-22,经常大幅超越担任相同角色的现有飞机的能力。创建一个全新的平台,应确保它纳入其它飞机已装备的改进技术,同时也加入新技术。F-22 结合了改进技术和新技术,生成了无以伦比的卓越作战能力。

对老旧飞机进行现代化改造,虽然对维持空军力量而言必不可少,但与全新飞机的成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改造飞机时,可增加 JDAM、全球定位系统、AIM-120 导弹、新雷达等等,但无法将一整套新能力纳入最优化的配置中,其性能无法达到全新的水平。例如,激光制导炸弹和改善的隐形技术曾在越南战争中被广泛使用,后来这两种技术经优化,产生了 F-117“夜鹰”轰炸机,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军的战力投射能力。相比之下,现代化升级的目的经常只是将原来的平台提升到目前的标准,或解决老化问题,使飞机能继续飞行到淘汰日期。现有的 356 架 A-10C 飞机计划在 2028 年全部淘汰,要让飞机延续到这个日期,我们必须解决飞机的结构性问题,所需费用为 44 亿美元,相当于 12.5 架 F-22。20 行文至此,我并无意争辩空军应少买几架 F-22,或多增几架 A-10C;我想展示的是,资源的分配,如何因两个不同的飞机种类位于思维频谱的两端,而呈现差距。这个差距清楚地说明美国空军的轻重缓急思维,以及其对各种飞机职能的相对价值的看法。

笔者建议改变美国空军的思维定势,不再把空对空机种作为优先,不再把能力的发展集中于单一的职能而让其他“非专门”机种承担基于战斗机的其他所有战术职能。相反,我们应把轻重缓急颠倒过来,把近距离空中支援(CAS + FAC(A))职能提升到首要位置(见图 2)。




图 2:需要的思维定势

或有批评人士指出,F-22 能施放 1000 磅级的 JDAM,并且目前正在配装小直径炸弹,这已表明正朝着我所建议的方向改进。但这并非我的全部观点。F-22 极大提升了空战能力:速度、隐身性、传感技术、数据处理、先进的空对空兵器,这一切使空对空作战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而对老旧的 CAS 系统实施改造,我们将无法在 CAS 领域实现同样等级的飞跃。如果我们愿意巨额投资于研发今后 10 年中可能用得上的某种能力,难道我们不应将同样多的资源投入到研制那些肯定用得上的能力吗? 这些批评人士和其他人士可能会以中国、印度及俄罗斯等国发展空中力量的做法为例,坚持认为美国空军必须拥有专门飞机 — 不含一磅空地炸弹 — 不仅具备战力投射能力,也能保护提供近距离支援的飞机。不错,我们需要这样一种能力,但它不应成为发展重点。

进一步,在辩论这种观点时,我们应考虑到最近 10 年中缓慢形成势头且有深远影响的一项重要发展。战斗机越来越网络化,经由包括北约标准 Link-16 数据链在内的各种数据相连。21 从前,我们是围绕雷达设计和制造空对空战斗机。一般而论,雷达探测的范围越大,发射导弹攻击敌机的时机就越早。但是在网联战空时代,传感器不一定非要装在配备相关兵器的战机上。从本质上说,所有已经网联的飞机都具有相同的探测能力。F-22 的速度更快,或可使导弹飞得更远;但我们若能研制出一种射程更远、通用于所有战斗机的导弹,其效果或应高于专门研发一款代价高昂的兵器系统,比如专门开发的空对空作战平台。

为向美军地面部队提供联合兵种固有的多兵器效能,长远的解决方法起步于观念的转变。很明显,全球反恐战争界定了我们的敌人是谁,这些敌人诉诸于隐蔽的非常规手段,行动于远离传统意义上的力量集结地之外,他们能隐藏在开展骚扰的社区内部或周围,因此我们需要地面部队执行攻势行动,打败他们。鉴于这些事实,空军应当坦诚接受其首要战术任务是提供致命近距离支援的观点。最好的支援,就是运用具有生存能力的、规模灵活的摧毁性能力,发挥多兵器效能,使地面部队获得联合兵种的协同效果。空军的轻重缓急、观念发展、以及资源分配等,应朝这个方向演变,反映这个趋势。

然而,让空军马上启动一个新的采办项目,购置能满足上述要求的 CAS/FAC (A) 专用平台,似乎不大可能。空军目前的重点包括采购新的加油机,继续制造和部署 F-22,以及翻新旧货运飞机和购买新机,已经没有多余的预算来研制这个关键的平台。但是,如果思维观念不转变,如果空军不把研制 CAS/FAC (A) 专用平台作为空军对全球反恐战争的主要贡献来对待,这个新机种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预算的限制不应妨碍思维的转变。空军用 F-35 取代 F-16 和 A-10 的决定,已经无可更改,因此我们应该接受现实。22 F-35 作为传统的第二类飞机,属于非专用类飞机,我们设想 F-35 能执行目前 F-16 和 A-10 的那些职能。但是这不应阻止我们把观念转向将 CAS/FAC (A) 置于优先于其它职能的方向。于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加强对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支援的角度考虑最有效地利用这款非专用型飞机。我们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确保 F-35 在这项职能上充分发挥作用,采取行动越早,过渡和无缝衔接的成功几率就越大。



第一步涉及安装特定任务设备。在 F-35 上配置专用于近距离空中支援的设备,就能确保向地面部队提供联合兵种的效能。当年的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期间,为加强联合兵种的应用,重点改善的首要环节就是在炮兵观察哨,坦克车和巡航的 P-47 之间建立通信,我们也一样,必须重视 F-35 的通信能力。因此,在该机的研发过程中,我们应注重配置安全的、具备强大抗干扰能力的通信系统,从而在飞行员和各部门之间建立有效的连接。

在初期阶段,我们必须确保飞行员和 GFAC 之间的有效联系。对话、传递图像、发送和接收有关目标的数据,确定友军的位置,以及把地面指挥官的意图传发到空中,这些功能至关重要。单纯的语音通信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个地面对空中的数据链,用以传递各种相关信息,信息应按任务轻重缓急分类,并能直观显示。这不仅意味着可能需要修改 F-35 战机的软件,而且同时要研发自动化的 GFAC 工具,以保证地面和空中能无缝衔接与互动。这种工具必须能把高分辨率目标数据置入合适的武器座标参照系中,由全球定位系统制导;能显示 GFAC 和友军的位置,最好标示在三维地形图上;能在必要时显示目标的图像;还能为 LGB 提供激光照射。这种装置应为便携式,能连接 GFAC 和按照近距离支援需要改造后的 F-35 战机,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系统。

由于 F-35 还要执行 FAC (A) 职能,故应具备能把信息无缝传递给其它飞机的能力。毫无疑问,F-35 战机必须使用最新版本的 Link-16 数据链,其航电系统必须能运用此链接,或在必要时运用网关,将关键的目标数据传递给 FAC (A) 选择的进场轰炸机和战斗机;然后必须准确确认对方收到数据,在强干扰环境中经由安全方式履行这些职能。

正如当年的“幼狐”轻型机沿分界线巡航,侦察远方的大炮一样(无论是在海岸上或在舰船上),F-35 战机在需要时也应如此。这种能力将增大联合兵种的效果。同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炮火协调单位建立适当的通信联系,可为 GFAC
增加一条呼叫炮火支援(通过
FAC (A))的途径,并允许
FAC (A) 将火力运用调节到最佳效果。

“蟒蛇”行动的一个不足之处,是与地平线以外远方总部或盟军空天作战中心的通信能力不足。23 配置卫星通信设备之后,位于上方天空的 FAC (A) 就能中继关键的呼叫,并能向决策者提供准确的战场局势图。机载通信设备的关键重要性,不仅在于增强近距离支援能力,还在于提供战场全局态势感知。

配置专用任务软件后,应能大幅度简化通信设备的控制和使用。飞机上计算机控制的航电系统中,应有一部分专用于 CAS/FAC (A) 职能。这些系统在同许多机构联系的过程中,应能高效使用多种无线通信和数据链接,同时应能实现智能化筛选,仅传送必须的信息。由于机载和机外传感器现在都接收海量信息,例如 RC-135“联合铆钉”电子侦听机和无人驾驶飞机系统,因此数据在传输前必须经过仔细的过滤。筛选有用信息的最好途径,就是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向飞行员和 GFAC 人员征求意见。归根结底,这些软件必须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而,任何设备无论技术上多先进,都需要正确的训练和熟练的掌握才能发挥效用。但是我们缺乏实际的、标准化的 CAS 训练。除了其它原因以外,主要是训练的机会太少,而且 CAS 训练经常被安排在其它训练的后面。因此,令人遗憾地,“联合近距离空中支援使命在训练方面不得不临阵磨枪,或者在上战场之后临时编些程序。”24 本文建议的连接空中和地面人员的 GFAC 工具和特殊任务机载软件应是一个系统,也应作为一个系统使用。为真实演练这套空地近距离支援系统,我们应将空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 FAC 整合到专门执行 CAS/FAC (A) 职能的F-35 机队中。这种想法包涵两个不同概念。

第一个概念是将某些 F-35 机队指定为 CAS/FAC (A) 专用机队,藉此表明,它们的唯一功能就是近距离支援,而有别于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近距离支援的说法。如果空军同意把近距离支援视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就必须部署一支提供 CAS/FAC (A) 效能的精湛部队。F-35 仅仅是硬件,其本身并不能替代由 A-10 战机和谙熟 CAS 的飞行专家组成的 A-10 武器系统。当然,专门执行 CAS/FAC (A) 的 F-35 机队也应充分接受保护自己规避对方飞机威胁的训练,但是训练重点应放在近距离支援上(就如同他们是驾驶 A-10 一样)。

第二个概念是认可团队默契配合和熟练操作的重要性,承认它对 CAS 的有效性具有关键意义。本文建议的设备和软件应能有效地连接 F-35 和 GFAC,使他们的组合成为一个武器系统。个中意义不言而喻:如果这个团队不能正常运转,那么友军阵地就可能被攻陷;还有,误伤风险就会加大。各自为阵的训练将无法使这个团队达到最佳效果,团队的成员必须针对实战共同训练。目前,空军指定士官和军官,作为终端打击控制员和空中联络官和其它军种配合。这种做法不应改变,而应扩大,把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的 FAC 纳入本文建议的 F-35 近距离支援专门机队中。其形式既可以是短期勤务轮换,也可以是真实任务部署,前提是他们都经过有效的团队训练。这样的计划能确保整个团队的两大成份 — GFAC 人员和 CAS/FAC (A) 飞行员 — 都能熟练运用各自的设备。两者整合起来,就能组成一个真正的武器系统;而且两者都能形成对另一方需要的默契,由此在 CAS 过程中实现更简便、更迅速的协调。这两部分人员不能只在战场上或者重大演习中相见;他们应在同一个部门中工作,产生一种协同作战关系。

结语

全球反恐战争已经界定我们目前的敌人是谁,这些敌人诉诸于隐蔽的非常规手段,行动于远离传统意义上的力量集结地之外。我们的地面部队将继续在广大范围内、有时极为崎岖和孤立的地区中,寻找他们,和他们交战。这些战场可能阻碍我们集结传统的联合兵种资源。我们的空军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提供联合兵种固有的多兵器效能。

空军必须全力承当近距离空中支援的责任,承认 CAS 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是对全球反恐战争最有效的、基于战斗机的战术贡献。在战术飞机方面,空军必须转变观念,把 CAS 置于优先于其他职能的首要地位。空军的轻重缓急、观念发展、以及资源分配等,应朝这个方向演变,反映这个趋势。然后就可把思维引向如何能最好地支援地面部队。

空军如能获得可大幅提升 CAS/FAC (A) 能力的先进平台,就像 F-22 抬高了空对空作战标准一样,固然最好。但是,马上启动这种机种采办项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空军必须找出其它的解决方案。

一个可能的补救办法是把目光投向 F-35,空军必须把这个机种改制成下一代 CAS/FAC (A) 专用机,为它配备空军履行 CAS 职能所需的机载和非机载设备。除此之外,我们应组建专门的 F-35 机队担当 CAS/FAC (A) 重任,该机队和其它军种 GFAC 并肩作战开展全球反恐战争,通过高效率训练,确保在战场上实现无缝衔接。

但是,如果今天的美国空军不首先把近距离空中支援视为自己的首要战术职责的话,上述一切都是空谈。空军必须牢固树立战斗机的主要职能是支援地面部队的思路,并采取同此决定一致的措施。如果我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来打赢这场全球反恐战争,那么观念的转变必须是空军的首要任务。

注释:
  • Stephen E. Ambrose, Citizen Soldiers: The U.S. Army from the Normandy Beaches to the Bulge to the Surrender of Germany, June 7, 1944–May 7 [公民士兵:美国陆军从诺曼底海滩到突出部之战到德国投降,1944 年 6 月 7 日至 1945 年 5 月 7 日], 1945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67–68.
  • 同上,71–72 页。
  • Maj Edgar Fleri et al., “Operation Anaconda Case Study” [蟒蛇行动战例研究], (Maxwell AFB, AL: College of Aerospace Doctrine, Research and Education, 13 November 2003), 23, http://64.233.167.104/search?q=cache:Ovga80WD8UgJ:[url]www.maxwell.af.mil/au/awc/ns/electives/AirpowerPostGulfWar/Lsn08/ANACONDA%2520Case%2520Study%2520UNClass%2520Final.pdf+%E2%80%9COperation+Anaconda+Case+Study%E2%80%9D&amp[/url];hl=en&ct=clnk&cd=9&gl=us (accessed 30 June 2008).
  • 同上,19–21 页。
  • 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USAF/XOL, Operation Anaconda: An Air Power Perspective[蟒蛇行动:空军视角],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USAF/XOL, 7 February 2005), 62–63, http://www.af.mil/library/posture/Anaconda_Unclassified.pdf (accessed 26 December 2007).
  • Fleri et al., “Operation Anaconda Case Study” [蟒蛇行动战例研究],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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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上, 7; 及 Fleri et al., “Operation Anaconda Case Study” [蟒蛇行动战例研究], 18.
  • Fleri et al., “Operation Anaconda Case Study” [蟒蛇行动战例研究], 28–30.
  • 同上,29 页。
  • Erik Holmes and Gina Cavallaro, “800 Insurgents: Airmen Play Pivotal Role in Victory at Najaf” [铲除 800 反叛分子:空军飞行员在纳杰夫胜利中发挥关键作用], Air Force Times, 3 December 2007, 14.
  • “AC-130H/U Gunship” [AC-130H/U 武装攻击机], Air Force Link, October 2007, http://www.af.mil/factsheets/factsheet.asp?fsID=71 (accessed 31 December 2007); 和 David R. Hopper, “A-10 Thunderbolt II Gets Technological ‘Thumbs Up'” [A-10 霹雳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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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10/OA-10 Thunderbolt II” [A-10/OA-10 霹雳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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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opper, “A-10 Thunderbolt II” [A-10 霹雳 II]; and “A Higher-Tech Hog” [高科技“猪”].
  • 北约 Link-16 数据链是传送数码信息的标准。它使用经由一种标准的信息格式传递的网络通信技术,允许配备适当机载设备的飞机交换信息。舰载信息收集装置也向这个网络传送数据。
  • “[The Joint Strike Fighter] Program,” F-35 Joint Strike Fighter Program [F-35 联合攻击机项目], http://www.jsf.mil/program (accessed 27 June 2008).
  • Fleri et al., “Operation Anaconda Case Study” [蟒蛇行动战例研究], 28.
  •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Military Readiness: Lingering Training and Equipment Issues Hamper Air Support of Ground Forces [战备完好率:延宕已久的训练和设备问题阻碍空中对地面部队的支援], GAO-03-505, Report to the Ranking Minority Members, Subcommittees on Total Force and Readiness,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May 2003), 3, http://www.gao.gov/new.items/d03505.pdf.
科林·艾尔顿,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Collin T. Ireton, USAF),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毕业;Embry-Riddle 航空大学理学硕士。现任空军物资司令部战斗机、教练机和无人飞机系统政策与程序主任,并担任 F-16 试验飞行试飞员。他曾担任加州 Palmdale 的 F-117 合成试飞部队试验飞行试飞员及作战主任。此前他从事 F-117 的作战飞行,并担任驻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军基地的第九战斗机中队助理作战主任。艾尔顿中校亦曾担任过 A-10 和 F-16 战机的试验飞行试飞员,以及 A-10 的开发飞行-试验飞行指挥官。他以 F-16 作战飞行员身份完成了两次海外勤务,积累了 28 种不同机型、2,500 余小时的飞行经验。艾尔顿中校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空军战争学院和空军试飞员学校毕业生。 


攻击机大受赞赏], Air Force Link, 27 August 2007, http://www.af.mil/news/story.asp?id=123065959 (accessed 30 December 2007).
攻击机], FAS Military Analysis Network, http://www.fas.org/man/dod-101/sys/ac/a-10.htm (accessed 20 January 2008).

我顶上来,有用
Justice is the greatest good 正义是最大的善
Injustice is the greatest evil 不公是最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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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艾尔顿,美国空军中校(Lt Col Collin T. Ireton, USAF),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毕业;Embry-Riddle 航空大学理学硕士。现任空军物资司令部战斗机、教练机和无人飞机系统政策与程序主任,并担任 F-16 试验飞行试飞员。他曾担任加州 Palmdale 的 F-117 合成试飞部队试验飞行试飞员及作战主任。此前他从事 F-117 的作战飞行,并担任驻新墨西哥州霍洛曼空军基地的第九战斗机中队助理作战主任。艾尔顿中校亦曾担任过 A-10 和 F-16 战机的试验飞行试飞员,以及 A-10 的开发飞行-试验飞行指挥官。他以 F-16 作战飞行员身份完成了两次海外勤务,积累了 28 种不同机型、2,500 余小时的飞行经验。艾尔顿中校是空军中队指挥官学院、空军指挥与参谋学院、空军战争学院和空军试飞员学校毕业生。
又一个老鬼,哈哈。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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