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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效祖国:美国空军研究所 2018—2023 年空军战略预测

作者:约翰·A·肖德博士,美国空军退休上将(Gen John A. Shaud, PhD, USAF, retired)

戴尔·L·海登博士(Dr. Dale L. Hayden) 缩写


美国空军的使命是在天空、太空、网空飞行,战斗,直到胜利。
2007 年 9 月,时任美国空军大学司令的洛伦茨(Lt Gen Stephen R. Lorenz)中将向新成立的空军研究所(AFRI)布置了一项课题,要求研究所对美国空军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尤其是今后 10 至 15 年、即大致上 2018—2023 年的走向。这个时间框架完全超出了国防计划财年范围,故而在做战略预测研究时可不必顾及目前某些计划的限制,但是又没有遥远到不受目前趋势影响的地步。此外,将“未来”限制在 15 年,可无需考虑某些作战推演和其他未来学研究中想象的非寻常武器(例如太空光棒)出现的可能性,也可将地缘政治版图的异常变化排除在外。

本研究课题珍视传统经验积累,既无意重新塑造美国空军,也不刻意维持现状;它不求包罗万象,而着眼探讨后冷战时代中美国空军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有人可能批评我们的研究过于注重空军目前面对的问题,没有充分重视空军对未来的战略思考。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美国空军目前面临的问题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将影响到美国空军在 2018—2023 年间的发展;这种说法还忽视了另一个实际情况:美国空军在 2018—2023 年间需要的各项计划必须在头一个十年中启动,才能在今后 10—15 年内实施。任何前瞻性研究都必须立足于目前,方可洞察挑战实质,切实运筹未来。

长期以来,美国空军一直在苦苦思考什么是后冷战时代的合适战略,希望找到一种能发展发挥空军独特作战能力以满足国家需要的战略。但是不管是什么战略,当其焦点无法对准单一的对手时,就难免陷入复杂并引发争论。每一任空军部长和空军参谋长都面临双重任务,既要打赢目前的战争 — 任期内的战争 — 又要面向未来的战争。有鉴于此,本项研究提出的战略努力做到立足当前现实,确保美国空军完好履行近期使命,同时指出未来的发展方向。

战略框架 我们的研究在推断今后 10 至 15 年的世界形势时,主要依据国家情报委员会的 2020 年预测报告《描绘全球未来》。因此,本研究既受下列假设的启示,也受其约束:
  • 常规战役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力量
  • 空军必须“合作”才能成功 
  • 长期战争和/或其他非正规战争将持续下去 
  • 没有可与我们抗衡的全球军事对手,但区域性抗衡间或发生 
  • 技术领先差距在缩小(竞争对手取得发言权) 
  • 尽管美国和国际组织做出努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继续存在 
  • 人口继续呈现不平衡增长 
  • 与中国、印度和欧盟争夺市场/劳工 
  • 国防部预算将受到约束 
  • 民众对国家安全政策的支持处于不确定状态
美国空军做任何战略预测,都需要使整个军种看得到自身价值和贡献,这是战略预测的框架,也是基本出发点。空军立志在天空、太空和网空这三个相互依存的领域作战,但空军的目前战略却恰恰缺乏内部的相互依存这个关键要素。空军作战机制包括三个基本部分,即“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和全球力量”,其根源可追溯至 1990 年 6 月公布的美国空军白皮书《全球到达 — 全球力量》。该白皮书受到普遍称赞,它为美国空军从冷战时期形成的核威慑和前沿防御态势过渡到一个更为灵活的态势做出规划,灵活态势的依托则是空军按照需要向全球任何地方调动和部署军队的能力。对于美国空军而言,这是一个有力而持久的讯息。

美国空军领导人借助这个成功的冷战过渡文件和讨论,遵循类似的模式,又陆续制订了几个文件:“全球存在”(1995 年)、“全球参与”(1997 年)和“全球警戒、到达、力量”(2000 年)。但是,到 2000 年,“全球到达”与“全球力量”之间的关联所蕴含的广义讯息已经大部分丢失。随着时间的推移,空军战略中的三个分离要素 — 到达、力量、警戒 — 大致上演变成为空军在国家安全框架内取得某些功能所诉诸的理由。将美国空军的战略讯息,通过“烟囱”式的孤立思维演绎成围绕具体平台或计划的声明,容易将空军其他重要的作战和支援能力分离出去,并且削弱整体战略和具体落实之间的互联关系。由此可见,美国空军缺乏一部统领全局和结构严密的战略。目前定义和使用的“全球到达、全球力量和全球警戒”概念不能完全表达美国空军能够为当前战争做出的所有战略选择。向网空的扩展使
这种分离更加明显。

重新“铸就”几项定义

1. 全球警戒:态势感知能力 — 为实现破旧立新或达成最终局面,需要通过态势感知理解行动的必要性和预期效果的性质。全球警戒包括建立态势感知所需的信息收集能力和认知过程,它辨识信息关联并评估成功的可能性;此外,它验证通过全球到达和全球力量之应用而获得的实际成功或进展。

2. 全球到达:作战通达能力 — 或者说是经由天空、太空和网空与目标相通的能力。根据不同的情况,全球到达可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例如,它可能是一条天基通讯线路、C-17 运输机的飞行航线,或者门户网站之间的互联网连接。全球到达与其他作战能力支柱相互依存。

3. 全球力量:创造和维持效应能力 — 通过天空、太空和网空实现预期效应的能力。这些效应涵盖各种动能和非动能、致命和非致命、建设性和毁灭性的选择,经由天空、太空和网空实施,可以单独达成,更多的时候是通过相互支援协同作战实现。这种协同产生的能力能创造出更加显著的效应,并相应减少附带损毁和负面效应。

实现战略目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开展战略伙伴合作。伙伴合作是以共同目标为基础的协作关系,可增强美国实现目标的能力,同时又可帮助合作伙伴实现各自的目标。伙伴合作涵盖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与国家和非国家实体合作,可有效地通过正式认可的联合或联盟形式实施。伙伴合作可以表现为传统的军方交流,例如外国内部协防或国际军事训练和教育计划,也可与非政府组织联手参与人道救援,或者与学术机构合作以增进对某个社会领域的了解或取得科技实验新成果。

目前的战争
很难想象有哪个国家敢于在地面直接向美国挑战 — 这种挑战至少在今后若干年不会出现。我们因此可以预期不对称战争将是当今战场的主要形式…… 其之成功不在于将一方的意愿强加于另一方,而在于改变人们的行为 — 友方和敌方的行为,最重要的是夹在两方之间的民众的行为。


— 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在美国陆军协会大会上的讲话,首都华盛顿,2007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三

作为一个军种,美国空军必须规划和获取必要的系统、兵员、实施结构和程序,能威慑、作战和打赢常规战争(亦称为重大应急作战行动)― 这是维护美国主权的基本要求 ― 并且在打赢长期战争中发挥空军应有的作用。如果出于任何原因我们的威慑无法制止常规战争,美国空军必须召之即来、来之能战,与其他武装力量协同作战夺取胜利。从根本上来说,维持对常规战争的威慑支配态势,就意味着美国控制着按自己的时间和地点打仗的主动权。当然这并不完全排除潜在的敌人非理性选择或在绝望中匆忙决策而导致的短促和激烈冲突的可能性。

在美国空军结构向未来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看到,美国不可放弃常规战争优势。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对手被美国的空中优势吓破了胆,甚至把价值上亿美元的前线战机都埋入沙漠,其中包括一些相当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为通过威慑阻止常规战争,美国空中力量的画面必须像水晶般透明,让敌人始终了然于胸。在本项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框架内,挑战美国主权的国家对国家或军队对军队的正规消耗战、或国家/区域力量发生重大重组的可能性并不大 — 当然,这是假定美国空军保持目前的常规战争战备状态。

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必须认识和了解国防体系中的轻重缓急。敌人在丧失对称战争的机会之后,唯一的选择就是诉诸不对称战争。美国的军事力量部署在全球,不仅参与反恐,而且在更大的意义上是打击威胁自由的各种力量,如恐怖分子、贩毒集团或叛乱组织。这种不对称战争又称为非正规战争。非正规战争不是临时拼凑的战争游戏,而是美国的敌人深思熟虑作出的战略选择,是针对美国的弱点而战。

非正规战争:如何打赢长期战争

非正规战争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能力要求,这种思维和能力不完全适用于或常见于传统形式的战争。非正规战争的可预见性较低,每次作战的目的和资源界定亦无关紧要,其特征难以捉摸,无法用数字来分析。从定义来说,非正规战争使力量较弱的一方拥有对付力量较强一方的手段。因此,非正规战争要求力量较强的一方在与力量明显弱小的一方作战时,必须改变传统战法,创新传统作战力量的使用方式。

美国空军过去在非正规战争环境中曾经获得一些成功,但是每次冲突后的兵力削减或改造都导致作战能力严重损失。这种情况固非意外,因为在任何时期,没有派上用场的新工具都属奢侈而难以获得预算拨款。但是,每一场非正规战斗都要耗费大量的先期理解和熟悉时间,严重影响到美国空军,使之难以尽早及有效发挥作用,难以对非正规战争的每一场战斗做出应用贡献。

在制订有效的非正规战争战略时,美国空军首先必须改变其战略目标,从打赢非正规战争转变到保障合作伙伴打非正规战争(enabling a partner to fight IW)。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美国空军可以作为战斗部队参战,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空军的战略思维应该是打牵制战,为受援伙伴争取时间以建立/增强自身作战能力。制胜的战略需由受援伙伴来实施才能成功。此外,除了彻底歼灭的方式之外,没有任何详实的历史能够证明任何外来力量能够打赢一个国家内部的战争。

如果美国空军希望提高非正规战争中的作战效率,它应该认识到自己需要完成两项有时相互竞争的使命。首先,如果别无选择,空军应该拥有与不对称敌人直接交战的全部能力,即把投入非正规战争视为参与国家使命的一项关键组成。这种情况在联合作战、机构间协同作战和盟军联合作战环境中必然会发生。其次,美国空军最基本的任务是帮助东道国建立一支可靠的空军部队。美国空军应该有能力在合作伙伴国家内建立必要的天空、太空和网空能力和体制,使合作伙伴能够主要依靠自身实现其国家目标,而无需美军重兵驻扎或重拳出击。美国空军的普通部队拥有必要的规模,通过实施合适的部队发展计划,也应能培养出必要的专门人才。

在确保空中优势方面,美国空军的第五代战斗机是在当前和未来战争中率先踢开对方大门的一项关键能力。但是,由于装备延期退役的挑战和由此凸显出的采办费用增长,要想获得能支持所有战区的飞机数目已经不大现实。今后的预算制约,将使支援未来常规战争所必需的飞机以及太空和网空系统购置,还有人员配备等,都难以如愿。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适度科技”(right technology)解决方案,既能满足美国空军在当前非正规战争中的迫切要求,又能增强与东道国空军的合作能力。这不是一个“低科技”替代选择,而是针对实际情况提供的适度科技对策。

美国空军必须考虑采购专用于非正规战争的作战飞机,且有足够的数量,用以加强和平衡目前的美军力量,亦用于有效地加强和平衡合作伙伴的力量。与价格昂贵的先进飞机相比,我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购置数量较多的、能在整体空中优势掩护下作战的新型高性能适度科技飞机。这些适度科技飞机还可创造机会,成为东道国军队能够购置的作战平台,建立以前也许不存在的作战能力。这项战略可以使美国与合作伙伴通过双边协议长期合作几十年,由美国按照双方需要和合适的水平提供后勤和顾问支援。

在适当的范畴内建立伙伴合作能力不仅可提高军事战术和战役效能,而且对实现建立和巩固合作伙伴国家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和可信度这个战略目标极有帮助。此外,这种推进性战略可产生直接效益,即显著降低美军在冲突区域内的可见度。最近伊拉克的事态发展以及许多历史事实都说明,外国军事力量的大规模存在,可能成为一种巨大的反叛凝聚力,推动原本离散的各种反政府团体联合起来,甚至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走在一起的一些团体也会携手合作,共同驱逐外来军队。美军的重兵驻扎不仅对东道国中央政府无所助益,反而可能成为叛乱分子招募和宣传的借口,有利于叛乱分子扩充队伍。把重点放在培养东道国中央政府之执行、协调和贯彻能力的这种推进性战略,可降低美军驻兵而导致负面效果的风险。

分散规划:集中控制的关键

美国空军作战准则指出,“集中规划是取得有效集中控制的第一步……”这个说法在传统作战行动中是适用的,但对于今后 10—15 年可能发生的各种战争,不一定全对。美国空军将参与非线性、不对称的战争,这种战争包括在错综复杂、高度整合、联网和分散环境中执行同时和连续的进攻、防御及维稳作战行动。此外,这些作战行动很可能是在联合特遣部队司令的控制下实施。这种环境将要求战术和战役层面的地面部队主要在分散的作战区域行动,从而迫使他们将作战规划下放到战术层面,以充分利用个人和小部队的主动性(陆军野战手册 FM 3-0)。换言之,对于保持整个战区的作战效率而言,集中控制仍为至关重要,然而为将美国空军能力与联合特遣部队层面的联合作战行动有效地整合,并尽早影响空中和地面作战规划,美国空军必须改为采用分散规划模式,以维持有效的集中控制。其理由是,没有明确的分布式联合作战规划,就不可能列出有意义的轻重缓急,而所有这些都是实现有效集中控制的保障因素。分散规划做法使美国空军能够将作战规划专家和合适的规划工具部署在实际制订和修正作战计划的地方。

在大多数区域司令部,美国空军都设立一个空中作战中心,以支援整个责任区域。在现行规划机制下,美国空军将其大部分作战经验 — 天空、太空和网空作战经验 — 汇总在空中作战中心。当战区里成立一支联合特遣部队(JTF)时,美国空军却无法向 JTF 派遣一名得到空中作战中心支援的联合部队空中力量统一指挥官。为了能参与其间,美国空军选择了派遣空中力量协调组到 JTF 的方式。协调组可以在 JTF 层面提供空中作战经验,但是不参加 JTF 或空中作战中心主持的正式作战规划流程。结果是,JTF 参谋人员中没有足够的空中力量规划经验,无法与空中作战中心内正式的联合空中作战行动规划流程实现组织“挂钩”。假如在一个作战司令部属下成立几支 JTF 部队,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如果美国空军希望在 JTF 层面影响作战规划,它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向 JTF 参谋人员提供分散规划经验的组织机制。

在联合特遣部队层面,现行的空中力量协调组机制能够提供解决 JTF 层面规划缺口所需的经验,但是需要对该机制做一些改动。美国空军必须注意发现和培养拥有空中力量协调经验的人员,并在人事系统中保持对他们的追踪记录。这些成员应该拥有运用美国空军所有能力支援 JTF 的完整经验。另外,美国空军必须提供考核和战况现状训练,确保这些成员做好准备,一旦建立 JTF,即可提供支援。空军可采用部队类型编码(UTC)预先建立模块式的 JTF 空中力量协调队伍,培养合格的协调模块小组,以利快速部署。

此外,作战行动还要求规划人员具有在联合特遣部队以下组织层次的规划经验。美国陆军已经将地面作战行动规划下放到旅级和更低级别,是以提高主动性和针对局部作战的具体性质作出更好的反应。然而,美国空军规划人员却没有部署在对应的层次。因此,陆军的规划机制将空军人员放置在规划流程的末端,而不是在空军人员可以发挥最大效能的流程起首。若要实施有效的规划,美国空军必须具有在旅级和更低级别的规划经验。在空中作战中心层次以下确实有空军人员参与空对地攻击规划和实施,但是他们的经验在于近距离空中支援和飞机终端控制,而不是支援具有动态特征的分布式作战行动所需的全频作战规划经验。

总体力量:走向转型

自从“总体力量政策”在 1970 年代开始实施以来,美国空军已成为整合后备役部队和国民警卫队力量的楷模,在整合、同步和利用总体力量能力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军种。如果没有总体力量的积极作用,美国空军不可能实施过去三十年间的大量作战行动。以前,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遵循冷战时期的“分层备战”和“战略储备”作战机制,按今天的说法,这相当于旧派的“周末战士”,令人想起陈旧的设备和尚未就绪的空军官兵。后来的“战役储备部队”机制则简洁地表达了后备役部队的当前战备和参与状态。但是,按照目前的高使用率,这种战役储备部队还能持续多久?

问题症结在于一直处于快节奏作战部署压力下的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是否具备持久性。“平民航空兵”是美国空军与民众之间最紧密的连接环节,但是连续不断的海外部署,危害了空军与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快节奏作战部署的一个意外后果是颠倒了主次,“平民航空兵”变成了“航空兵平民”。

国民警卫队在卡特里娜飓风灾难救援中的积极响应已是众口皆碑的成功故事。但是自 9/11 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国民警卫队被部署到海外的频率越来越高,导致人们担忧国民警卫队由于兵员和设备不足而无法有效应对国内事件。要求减少国民警卫队海外部署任务的呼吁连续不断,因为各州意识到他们也许很快就会需要在本州使用这些“紧急救援队”。此外,那种认为使用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成本较低的老观点并不见得正确,只有当这些部队并非长期部署在海外(例如伊拉克和阿富汗)担任作战任务时,这个观点才站得住脚。而目前的部署方式 — 空军远征部队频繁轮换以及将个人用作部队的“替身”— 实质上造成另一张必须支付的现役部队帐单。

若要回到“平民航空兵”的机制,国民警卫队的首要使命必须是国土防卫,这无疑也包括空军国民警卫队在内。有些人认为任何国土防卫任务都可以在战时训练之余附带地完成,他们实际上忽视了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微妙之处,毕竟这些政府部门都存有一点地方主义。国土防卫使命,例如救援和空运,应该作为正式要求加到空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后备役部队司令部所属部队的肩上。随着目前的装备计划在今后几年逐渐退役,选定的空军国民警卫队部队应该重新装备具有双重能力的作战平台,能满足非正规战争和国土防卫的双重需要。另一个显然可开始改革的领域是医务人员和医疗后送部队,这两类空军国民警卫队部队具有双重能力,既可参加国内灾难救援,也可部署到作战区域。这不是要放弃空军国民警卫队作为战斗部队的使命 — 国民警卫队仍然需要保持战斗能力以满足目前作战行动和可能发生的未来战争的要求 — 而是要增强其现有能力。

未来的战争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二十世纪是天空和太空的时代。美国凭借对这两个领域的应用能力而占据主宰地位。至今为止,二十一世纪表现为信息和通讯时代,印度和中国等国家正加强对网空这个新领域的了解并因此获益。而今天的美国公民在美国高等院校的这类理科学位领域中已降为“少数族裔”,因此必须加强对此新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力量。美国,尤其是美国空军,面临的任务是如何保持我们当前拥有的无可匹敌的技术优势。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改革从后工业化时代沿用至今的采购流程。在过去,系统采购周期长达 15 年不足为奇,而今已是快速变化和海量信息流通时代,如果不能大幅度缩短系统采购和部署周期,美国将难以保持先进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

采购改革:修改流程

大多数人会同意我们的看法,国防部的采购流程需要改革。这不是说整个系统需要重建,而是说需要调整方向。整体而言,这个采购流程在过去 50 年间取得了许多成功,使得美国空军能够在天空、太空和网空领域保持技术优势,遥遥领先甚至是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它部署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系统,例如世界上作战能力最强的 F-22A 战斗机,还有将保障美国在今后几十年内进入太空的“大力神-V”和“德尔塔-IV”运载火箭。但是这些装备代价不菲。在预算捉襟见肘的时候,必须改革采购流程,以提高效率、改善效果和增强响应能力,确保美国空军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力量。因此,美国空军必须缩短采购周期,藉以降低成本和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成果。

有些人认为采购流程太复杂,以至美国空军无法施加影响。这些人没有看到空军其实对采购流程有很大的控制权。采购流程渐趋复杂的原因是,系统在开始设计时可能较小,但是到达生产阶段时其规模、复杂性和成本都已经增加 — F-15 战斗机的采购流程就是一个例子。首先,美国空军必须改进性能要求的界定过程,并建立明确的指导原则,以限制系统开发计划启动之后引进修改。在一开始就把采购计划做准确,把要求写清楚,可有效减少后来的修改量,缩短周期时间,把成本控制在预算内。美国空军在编制新采购计划之前,必须确定现有技术能否满足使命需求。成熟的技术与新问世的系统相比,在成本、可靠性和时间方面都占有优势。

进一步,若要纠正性能缺陷,美国空军必须在所有三个领域推行标准化策略和系统采购逐步升级方式。标准化可降低成本,并可能缩短生产时间,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现有技术。逐步升级式开发可让系统逐步成熟,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能力,从而可减少系统开发开始之后再修改的必要性。下一代系统的开发可从 A 型开始,逐步发展到 B 型、C 型和 D 型,而不必一开始就要求获得 E 型。

为了改进性能要求的界定过程,美国空军必须加大投资培养拥有科学和工程技术经验的人才,还必须稳定和延长计划管理人员的服务期限,藉以确保监管水平和责任感。服务期限长,可使管理人员熟悉系统,从而提高系统监管的经验。增加拥有技术经验的人才,同时延长其服务期限,可稳定采购流程。此外,空军人员,无论是军事还是文职人员,必须在计划监管、评审和执行中起主导作用。由承包商监管其他承包商将给采购系统增加压力,并可能给整个采购和开发流程的诚信度带来问题。

此外,美国空军必须重视“适度科技”解决方案,用以简化复杂的采购流程。适度科技含量未必是降低能力。适度科技解决方案是指采购适合某个特定需求的技术装备。例如,要替换一颗卫星时,如果单一新卫星的能力小于旧卫星,可将几颗成本和复杂程度较低的卫星组成一个卫星网来替换旧卫星,卫星网的集成能力和应变承受力超过旧卫星,而成本却较低,所需制造时间也较短。

除了计划管理中的缺陷之外,美国工业界的重组与兼并也给采购流程设置了障碍。在 1980 年代,大多数国防合同都会有 20 多家承包商参与竞争;今天,国防部主要依靠六家承包商,而且采购计划越来越复杂,价格越来越昂贵,致使这六家现存的承包商往往必须联手分担费用。例如,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将合作建造下一代轰炸机,结果是,竞争减少,而成本升高。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六大巨头之外的其他新公司极难插进来竞争重大武器装备合约。新技术促成新的创业公司诞生,但是新公司经常被六大巨头用现金收购或股票交换方式并吞。而美国空军的某些系统,例如计算机芯片和国有资产卫星子系统,对于国防极为关键,不可能允许外国厂商参与竞争。为了确保这些特选部件既能满足军方需求又安全可靠(例如,无病毒),在国内开发专门用于生产最敏感系统和子系统的先进制造技术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尽管美国没有丧失技术优势,但是世界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差距在过去 20 年已经缩小。垒球名将赛切尔·佩奇(Satchel Paige)曾经说过:“不要往后看,别人可能乘机赶上你。”若要保持无可匹敌的地位,美国必须加快发展步伐,否则就要回头往后看了。

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美国的核威慑力量

核威慑继续是美国国防的关键保障,尤其是俄国已东山再起,中国在增强核力量,北朝鲜和伊朗等国也跃跃欲试。核威慑给国家安全提供覆盖一切的保护伞,任何其他武器系统都望尘莫及。但随着核武库渐趋衰老,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空军下一步做什么? 是舍弃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改为依靠战略轰炸机和弹道导弹潜艇来提供核防卫? 还是投资于陆基核导弹系统的现代化升级?

美国在 1960 年代建造了由发射控制中心和发射设施构成的洲际弹道导弹指挥与控制结构,人员、设备和发射设施都藏在地下混凝土设施中,但这些设施受到地下水流和地面移动等环境压力的影响。此外,“民兵-3”导弹发射装置的设计寿命不久就将到期,持续的维护、升级和改装使这些系统得以继续服役。但是核武库终将老去,美国空军虽在尽力延寿,可究竟还能支撑多久,代价为何?

三合一战略核力量为美国提供了有效保护,至今已逾 60 年。当初维持核力量的理由现在仍然有效,今后亦将如此。9/11 恐怖袭击事件尽管可怕,但是没有危及美国的生存。今天,只有拥有战略核武器投放能力的国家才能置美国于险境。国防科学委员会核威慑小组在 1998 年 10 月发布的报告中提出如下论点:“保持数量可观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令任何敌人不敢贸然发动有限攻击。如果没有这些洲际弹道导弹,敌人若突然攻击数处轰炸机基地和海上弹道导弹发射设施且造成一定破坏,有可能显著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因此,要求销毁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的主张并未考虑到威慑作用或国防需要,而只看到资金问题及民众对核武器用途的观念,忽视了外部威胁的存在。

继续依靠三合一战略核力量,可保持核威慑而降低风险及增强国家安全。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可持久和负担得起的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计划。创建这样一个系统的第一步,是建造现代化指挥与控制结构,实现洲际弹道导弹升级。若要解决渐趋衰老的发射控制中心问题,美国空军应考虑将设备和人员迁移到地面上,这样将可降低使用寿命周期成本(提高维护便利性),亦可利用最新的通讯技术。迁移到地面上之后,这些设备和人员较易受到攻击,更加成为软性目标,但是通过冗余设置,可大幅降低易受攻击的弱点。

新的发射系统应该立足于运载火箭通用化,即和商用航天器发射通用,或者在更广泛的军事应用上通用。开发用途广泛的导弹,可使研发成本分摊到数量更多的适用运载火箭上,同时又可通过使用通用硬件降低维护成本。如同解决指挥与控制设施问题一样,美国空军应该考虑将新的发射装置迁移到地面上。迁移发射装置的指导思想与迁移指挥与控制设施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为了降低使用寿命周期成本。同样地,迁移到地面上之后,这些发射装置较易成为攻击目标,但是通过远程监视等技术手段,可补偿这种弱点。这不是一个新的设想,美国空军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都曾经考虑过地面发射概念,尤其是铁路机动发射台概念。本研究无意确定合适的导弹数目,但是未来探讨洲际弹道导弹力量结构的任何研究,都必须考虑如何保持威慑,吓阻流氓国家和有可能逐步赶上的竞争对手,尤其是要保持把洲际弹道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及潜艇一道构成三合一战略核力量。

太空:终极制高点

太空是一个独特的行动领域,从太空可获得大视野,实现态势感知和作战响应,而不受国家边界约束。今天,没有任何人质疑太空运作作为美国社会运作之不可分割部分的重要性。现在,许多汽车都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接收器,商业银行业务依赖卫星通讯,陆基有线电视和卫星有线电视接收器也依赖天基资产。

军事部门对太空的依赖也同样明显。作为“终极制高点”,太空确实在国家安全防卫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行动领域。卫星构成的技术基础设施保障着我们在目前战场的精确打击和优势。但是,美国对太空能力的依赖也构成一个薄弱环节,因而成为潜在敌人的可能目标。最近发射的宽带全球系统(WGS)是防卫卫星通讯系统(DSCS)的后续部分,可作为利弊参半的例子。WGS 网计划由六颗卫星组成,每一颗 WGS 卫星的能力都超过共由九颗卫星组成的 DSCS 网的能力,但是 WGS 网也增加了美国太空安全的脆弱性,因为卫星数目减少,成本提高,意味着美国对这几颗卫星的依赖更加严重。

保障太空进入能力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从概念上看,太空控制与天空控制和潜在的网空控制并无多大差别,而且太空控制面临许多问题。美国在保护太空资产和遏制其他太空活动参与者的行动方面只拥有有限的能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部署太空系统(包括反卫星技术),太空优势无法得到保障。美国空军在 2018—2023 年期间面临的挑战是,制订一个能促进美国国家利益和建立可生存太空控制架构的战略。

现有的太空薄弱环节可能推动美国采取一项最终向太空部署武器的战略。这一战略虽然有其可行性,但是对于 2018—2023 这个五年期而言,美国或可考虑另一项耗资更少而成功可能性更大的战略,这就是利用整个能力频谱中的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等手段,开发出一个适合太空行动的纵深防御机制。

首先,在开发太空纵深防御机制过程中,美国空军应该带头接触国际社会,形成最广泛的参与,创建出一个鼓励公德和/或良好行为的公约和关系体系。建立伙伴合作关系也可为国际谈判、监管和依法管治奠定基础,这些都是我们的欧洲盟友崇尚的强有力概念。美国已经是一系列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条例的签字国。现有的国际协议限制在太空部署核武器,新一轮国际协议可能会要求清除太空中的所有武器,而许多国家可能会欢迎这些协议。通过国际谈判和监管条例来监管太空活动,已有先例。例如在美国于 1960 年代初成功地进行了天基核武器试验之后,国际社会随即采取行动,制订协议禁止在太空使用核武器。

太空控制的另一个要素是进入该领域的能力。长久以来,美国空军积极参与美国的太空竞赛,拥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它没有任何作战响应发射记录。运载火箭和卫星的操作有特殊要求,任何准时发射都需要几个月的事先规划。太空系统必须提高响应能力,同时又必须降低安全脆弱性。实施太空作战响应(ORS)计划是达到此目标的最佳途径。空军副部长彼得·B·蒂茨(Peter B. Teets)将 ORS 定义为一种方式,“其目的是建造一系列响应更快、更可靠且造价适中的、能满足目前和未来发射需求的运载火箭,以及响应更快和造价适中的卫星。”(在美国国会的证词,2004 年 2 月 25 日)

美国空军目前使用逐渐改进的一次性运载火箭 —“德尔塔-IV”系列和“大力神-V”系列 — 作为其主要运载工具,这类中型和重型运载系统将继续担任主角,使用到远远超过 2023 年以后。这类渐进一次性运载火箭在 2002 年开始服役,每一枚造价为一亿美元左右,设计上推行标准化,逐步提高太空发射操作性能,降低政府在发射流程处理方面的传统参与程度,预期在 2002 年至 2020 年之间可节省 60 亿美元的发射成本费。2006 年,国会授权成立的国家安全太空发射需求委员会在调查国防部运载火箭计划后递呈的报告中指出,上述两个运载火箭系列“在当今商业市场上大致上缺乏竞争力”,而且由于太空作战响应计划尚处于概念阶段,“现在具体界定运载火箭需求为时过早”。美国空军的目标必须是降低成本,同时将响应能力提高到以天和周计算,而不是月和年。规模较小和成本较低的运载工具及卫星必须成为常设标准。

为进一步降低太空安全脆弱性,美国必须减少对任何单一卫星或少数几个卫星网的依赖程度。如果敌方致残一颗或多颗卫星,美国可通过作战响应补射和快速重建卫星网来抵消这种安全脆弱性。此外,用相对简易的卫星联网,就像目前的计算机联网一样,可极大地提高作战生存能力。美国总是需要规模较大和相应成本较高的卫星,尤其是在对地静止轨道上。但是,我们需要两种系统的混合,以提高太空能力,同时降低安全脆弱性。

网空:未来的机会

在计算机革命初期,网空基本上被视为一个良性及无确切定义的领域,主要用于传送电子邮件,也是一块任由满脸青春痘的少年和呆在父母住宅地下室的二十几岁青年打电子游戏的虚拟空间。然而,个人电脑的快速普及和互联网用途的日益增长,促进了一个新的战争领域的形成,那就是网空。

今天,网空将国际社会连接在一起,用仅仅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方式赋予政府部门和个人新的力量。网空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几乎各个方面,致使整个社会需要依赖信息技术网络来运作。但是,就像太空一样,我们对网空的依赖使得这项技术优势成为一个安全薄弱环节,很容易被敌人利用。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网空的作用,同时又能保护美国国家利益在这个新领域免受攻击。

“网空”是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其 1982 年科幻小说《整垮珂萝米》(Burning Chrome)中杜撰的一个词,他对网空的定义是“用图形表现从人类系统中各台计算机存储库里抽取的数据”。从这本科幻作品开始,世界逐渐掌握了一个新概念,知道还有一个真实的、分离的、独特的和可以识别的领域。国防部在 2008 年将网空定义为“信息环境内的一个全球性领域,由相互依存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网络组成,包括互联网、电讯网络、计算机系统以及内嵌处理器和控制器”。(国防部副部长的信函,2008 年 5 月 12 日)

网空以其独特的特征而迥异于陆地、海洋、天空和太空等其他作战领域。这些特征包括:进入成本低,任何人只要有计算机和互联网连接,便可对美国在全球的利益发起攻击;网空中可以隐姓埋名;各国政府间管辖范围无法确定,因为网空超越国界;与此同时,网空提供投送精准效应的能力,使各种技术和战术装备协同同时打击各类目标,不受地点和时间的制约。

网空也不同于可能存在于网空中或在其中传递的信息。美国空军如果在理解上发生偏差,在试图保护信息时可能会错误地只关注信息内容,而忽视了网空领域本身。用海上运输做比喻,就是防守船上的货物,却忽视了巡逻运输航道。因此,美国空军不可只重视数据库的保护,而必须同时防卫其网络和电子装置的正常运行,以实施网空控制。对网空的威胁将来自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来源,包括寻求名声或个人满足的黑客、寻求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寻求意识形态胜利的恐怖分子,以及寻求政治和/或军事优势的国家。

建立网空控制并非独霸这个领域,也不是说美国空军想要保卫整个领域。就像空中优势一样,控制网空是指保障在需要时进入该领域某些部分的能力,以便在该领域各个部分执行所需的活动。因此,美国空军必须准备好在网空作战,按美国选择的时空条件保障网空安全。

将网空视为作战领域,就需要关注该领域与军事行动和国家安全的关系。个人或国家“非法侵入系统”或“用垃圾邮件堵塞网络”,从而导致系统服务能力丧失或数据库损坏的行为,在今后 10 至 15 年内只会有增无减。因此,尽管空中力量可通过攻击彰显优势,但是在网空领域,威慑和防卫必须双管齐下。当攻击可能在任何时候来自四面八方时,防卫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以下两例说明美国空军必须采取威慑和防卫并重的应对方式。

其一,国防部运行的开放式系统极易发生开放式和封闭式系统之间的“病毒共享”。对付这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收紧互联网。这不是要将非军方用户全部赶出这个全球网络。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封闭的网络,这个网络不允许与任何非军方用户有任何互动,也不允许与国防部各单位的其他开放式网络连接。改用封闭式网络,可显著降低外部污染的可能性。此外,封闭式网络可增强对外部攻击的防御能力,使黑客更难找到侵入网络或投放垃圾邮件的进入点。

其二,美国空军必须防卫其关键的数据库免受攻击。美国空军不可再认为自己的数据库像封建领主城堡一样固若金汤。计算机防火墙就像护城河和城堡围墙,把人“围在里面”,限制他们的行动;但同时,防火墙只能提供有限的保护,却招惹外人的好奇。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马其诺防线一样,防火墙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甚至当敌人迂回包绕了暴露的侧翼时,还不醒悟。美国空军不可将数据库视为在网空运行的各个分散实体,而必须从整体观念来对待网空,建立防卫组织和制订不受地点制约的防卫战术,同时保障部队的行动自由。

防火墙总有被攻破的时候,因此美国空军必须发展系统的应变承受力,通过分层次的深度防卫应对威胁,并启动攻击后恢复程序。像二十世纪初期的战列舰构造一样,承受直接火力攻击并继续战斗的能力将极为重要。这意味着需要开发和部署能自我诊断和自我修复的系统,并需具备足够的冗余能力,增强生存力。智能型系统必须能够快速反应,瞬间区分探访和攻击,表达作战决心或进攻意图,藉以威慑攻击者。例如,数据库必须采用隐身技术,经由调制芯片技术隐藏、变换和伪装,能与任何攻击手段对抗。

如果威慑不起作用,美国空军必须具有在整个网空领域开展制网空权作战的能力,遏制和挫败攻击者,并根据既定的交战规则在必要时“还击”。但是,若要作出有效响应,美国空军必须首先知道攻击正在发生,因此制网空权作战过程中要求生成和保持网空态势感知。敌方对美国系统的攻击将可能从探索和查询开始,以确定我们的弱点和可能的响应。因此,击败网空攻击将需要内部和外部预警系统,就像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探测网络一样。位于防火墙外侧的系统将识别异常情况,快速分析攻击者的“法证指纹”,用以预测未来行为,并通过回传能力交流可行的对策选项,及时规避威胁。

技术解决方案只是网空挑战的一部分。新的领域要求建立一支新的能够进行网空作战的专业队伍。美国空军必须组建专业部队,依靠他们制订网空作战选择方案,保卫美国安全及其全球利益。网空也许是对相关操作人员有最高技术要求的领域,至少在初期需要拥有物理、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等专业学位的人才。作为第一步,美国空军必须延揽合适的人才。这意味着向美国顶尖非军事院校的学生提供理工科奖学金,这类学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等。

网空作战是一门军事专业,必须纳入高度体系化的专业发展计划中,需要为此建立一个武器学校,一如本科制的飞行员训练学校或太空和导弹员训练学校。这所网空战士本科训练学校将接受新任命的少尉军官入学,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军事教育结业课程。网空训练学校必须像 飞行训练学校一样严格,课程要求高难度大,预计有相当多的学员会被淘汰。学校将重点讲授网空控制和作战的基本原理,使学员掌握网空优势和制网空权作战要领。

从网空训练学校毕业之后,专业人员还需定期参加继续教育课程。空军并需建立一所全国性的网空研究学院,类似位于科罗拉多州的全国太空研究学院。网空研究学院将开设 100 、200 和 300 编号的三个层次的课程,供各级军官选读。网空研究学院课程将深入探讨网空作战,为有志继续晋升的军官提供成功之途。进入网空研究学院深造,并结合年度专业发展要求,将有助于确保专业部队随时掌握最新技术。

网空还为更好应用总体力量开创良好机会。美国空军必须建立一个将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融入“战斗”的机制。无论作为独立的单位还是作为混合部队的一部分,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官兵都能在网空战争中为保卫国家做出重要贡献。在硅谷高科技公司担任项目经理的平民可以作为总体力量中穿军装的成员,将自己的经验奉献给国家,有谁会不欢迎这样的机会?

战士的武器必须非常可靠,我们不能允许有人提出“我的武器能用吗?”的疑问。有些武器系统和子系统极其关键,不可采取“报价最低者”中标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不在于加强监管,而在于振兴和保护美国本土企业,依靠他们生产关键的系统和软件。美国空军必须鼓励美国企业在美国国内开发软件和制造先进计算机芯片及子系统。尽管“美国制造”不能彻底保证部件“无病毒”,但是美国产品坚持较严格的质检程序,让用户更放心。网空设备采购中还将建立一份新的供应商名单,其中既有一些主要的航天和计算机厂商,也需要包括中小型软硬件公司,他们的创新精神将有助于推动技术发展。

再者,美国空军必须与民营部门(包括民间高等院校和工商企业)合作,充分利用美国的技术经验。尽管美国空军拥有丰富的经验,但是民营部门将继续引领先进技术和网空革命。网空专业人员的核心工作不仅是创新,而且要将民营部门的经验转化为国防能力。因此,建立伙伴合作关系极有必要,可让美国空军获得先进的硬件和软件,以及进攻和制网空权作战能力。


结语 我们面对的挑战,要求我们不断审视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做法,是以更好地运用军事能力服务美国利益。本文提出的战略试图整合各种最佳选择,旨在保卫国家安全和开拓空军未来。许多有创意、有远见和善于思考的专业人士也许不同意我们的建议,但是我们大家都必须意识到,在这个大动荡时期,空军高级领导人都强烈地认为需要投入资源开展反省和分析。著名的橄榄球队教练保尔·布莱恩(Paul “Bear” Bryant)曾经说过:“每件事都要有计划,训练要有计划,比赛要有计划,赢球要有计划,还要有输球计划,准备在上半场以 20-0 落后、四分卫受伤、电话接不通、大雨倾盆而管理员却忘了给大家准备雨具。”尽管任何计划都无法预测所有的突发事件,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将这份研究结果递呈给我们的国家和空军,它评估我们的进步,质疑我们的设想,并提出若干建议,帮助我们应对未来全球安全环境中的复杂挑战。
作者简
约翰·A·肖德博士,美国空军退休上将(Gen John A. Shaud, PhD, USAF, retired),现担任位于阿拉巴马州 Maxwell 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研究所所长。该所现有人员 80 名,承担着为巩固国家安全、确保美国空军效能而开展独立研究、传播和交往的使命。肖德所长指导一支由 15 名研究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具有丰富的天空、太空及网空力量作战经验;他还指导空军大学出版社和空军大学科研与会议支持部。肖德上将同时监管《战略研究季刊》和《空天力量杂志》的出版(《空天力量杂志》季刊以六种语言出刊、全世界发行)。
肖德上将在美国空军服务 35 年,功勋卓著,于 1991 年退役。肖德上将的最后一个现役职位是驻比利时蒙斯市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退役之后,肖德上将担任空军援助协会会长及空军联谊会执行会长。他参与国防部生活质量委员会,并领导空军就军官委任体制所作的一项研究。他也曾担任空军战争学院的资深顾问、空军大学监察委员会委员、国家侦察局黄金团队成员,及代表空军参谋长出任退役空军上将年会的主计人和协调人,并继续担任“拱顶石计划”的资深顾问,为新近提升的各军种将级军官提供咨询。

戴尔·L·海登博士(Dr. Dale L. Hayden),是阿拉巴马州 Maxwell 空军基地美国空军研究所负责科研事务的副所长。海登博士具有美国外交政策、太空与导弹作战等方面的广博背景。
海登博士完满结束了他在美国空军绩效丰硕的服务生涯,于 2008 年 9 月 1 日退役。他在服役早期曾担任空军部长参谋组成员及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他的太空与导弹作战经验包括在“沙漠风暴”和“供给安慰”作战行动中提供战区太空支援和导弹预警,并指挥导弹作战。海登博士还担任过哈佛大学特约研究员、空中力量研究所所长,及空军指挥参谋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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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文中“太空:终极制高点”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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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中有博士学位的不多。Gen John A. Shaud 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博士,飞过35种飞机,5600小时飞行时间。
Justice is the greatest good 正义是最大的善
Injustice is the greatest evil 不公是最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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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种文章有点象国内八股文啊,没有实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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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没啥有价值的内容,也就只有概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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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楼主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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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东东,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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