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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不可想而想 — 东京的核选择

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 -- Tokyo’s Nuclear Option *作者: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詹姆士·赫尔姆斯(James R. Holmes

日本会拥核吗? 似乎不大可能 — 若果真如此又将如何? 至少我们可以想象某些局势,这些局势迫使东京和日本民众不顾对核武器的长久恐惧,为国家生存而建造核武库。威胁性战略环境或《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解体都构成此类局势。普遍的看法是,如果真发生某种险恶事态,日本能够很快建造一枚可用的核弹。理查德·霍洛仁(Richard Halloran)曾在 1991 年断言,“日本不需 6 个月就能姓核”,虽然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日本怀有开发其武器制造潜力的野心。1 著名的中东事务评论家盖里·西克(Gary Sick)在 2007 年说,有人曾私下告诉他说日本“在一个长周末就可以搞定”。2 换言之,日本现在具备“门槛国家”条件,也就是一般认为能够利用本国资源在几个小时至几个月的较短时间内获得核武器的国家。3

日本伴强邻而居,而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地位似乎越来越摇晃不稳。邻近的北朝鲜在 2006 年进行了核试验,却没有因为蔑视“六方会议”的宗旨而受到任何惩罚。实际上,平壤在 2009 年 1 月向敌对的南韩摆出“全面对抗态势”,并且将钚“武器化”,足够制造四到五枚核爆弹头。4 日本研究人员一直在密切注视中国的崛起,研究其对离亚洲海岸仅一衣带水之隔的日本有何潜在影响。最近十年来,北京大力建设海军,增强了在必要时用武力制服台湾的信心,同时也使美国海军航空母舰特遣队退避三舍。台湾与日本的南端战略边境接壤,因此,一旦台湾海峡两岸开战或者台湾回归中国大陆,东京无法泰然视之。实际上,一百多年前日本帝国扩张的目的就是要保障日本南端战略侧翼的安全,那里是进入日本琉球群岛的门户,而琉球群岛一直延伸到台湾海岸线。5 自从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台湾已有一百多年处于“友好政权”管辖之下。因此,日本决策者们不会对中国强取台湾掉以轻心。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中国战略家们着眼于“台湾问题解决后”,正在考虑如何对连接中国港口与中东及非洲重要资源的海上交通线施加影响。中国转向南海和印度洋,可能使北京不仅能更好地保障其海上运输安全,而且能更多地控制资源依赖型日本经济赖以生存的海运航线。

从现实角度来看,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有可能导致日本在该区域的战略地位下降。东京也许最终会得出结论,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是维持其战略地位的唯一出路。武器开发和购置成本急剧上升,迫使美国军方改组兵力结构,无可奈何地减少军备数量。兹举一例:五角大楼估计未来美国海军舰队规模仅为 150 艘舰船,只及 1980 年代将近 600 艘舰船的几分之一。6 甚至海军领导人期盼的 313 艘舰船的舰队似乎也成奢望,因为目前共有现役舰船 283 艘,而加速舰船建造速度以增加 30 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7 日本等盟国密切注视着这种趋势。美国在战区的常规军力急速下降可能会在外交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持续作战能力,导致日本被抛弃的恐惧感上升,动摇整个亚洲地区的安保结构。更直截了当地说,东京很可能把美国军力下降视为美国核保护承诺终止的预兆。

综上所述,对于亚洲事务分析家及各利益相关方而言,努力透过圣经所说的黑玻璃去探索东京的核选择及其可能的后果,不仅值得去做,而且势在必行。首先,我们在本文中将简述可能引致日本领导人与战后反核民意断然决裂的若干动机。第二,我们将探讨日本“核防范”的前景,根据这种方式,东京将建立发展核武器的能力,藉此拥有多种战略选择可能性,同时仍然遵守其依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出的承诺。第三,我们将论述日本实现快速核突破的技术可行性,尤其是关于东京能够在作出决定后一年内实现突破的断言。8 第四,我们将辨识一旦日本领导人确定跨越核武门槛符合该国利益,日本可能使用的兵力结构和战略。我们将在本文结尾列举未来研究的重点,目的是生成对华盛顿和东京决策者立即有用的资料。
为何要拥核? 日本有关追求核能力的激烈讨论,至少自 1958 年以来就已开始,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告诉日本议会,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并未禁止严格用于防卫的核武库。但是以后几届日本政府均未赞同岸信介的鹰派言辞。到 1967 年,佐藤荣作首相阐述“非核三原则”,告诉国会议员他的政府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佐藤的非核三原则使他在 1974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且至今仍是日本防止核扩散政策的铁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甚至佐藤本人也强烈意识到在危险的冷战安保环境中日本极易受到伤害。中国在 1964 年 10 月取得核突破之后,佐藤立即寻求美国再度保证华盛顿会将核保护伞延伸到日本。9 佐藤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在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谈话中宣称:“如果 [日本与中国之间] 爆发战争,我们预期美国将会立即 [对中国] 发起报复性核攻击。”10 可以说,美国的延伸威慑是佐藤愿意放弃核武器的一项重要的前提条件。

无论如何,日本的“核敏感症”一直持续到现在。神谷万丈认为,东京自我禁止制造核弹的原因来自于贯穿日本和平宪法的和平精神、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挥之不去的记忆,以及自战争时期就存在的反军方情绪。11 因此,他认为反核思潮“深深嵌埋在战后日本文化和社会之中……甚至今天,这股思潮依然强大,远远超过那些警告日本将拥有核装备的人士所能意识到的程度。”12 日本和西方的绝大多数观察家倾向于同意神谷的看法,即使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实际上,只有极少数的学者相信日本需要建立核武库的理由。13

日本原子能委员会前任副会长远藤哲也认为,尽管日本拥有实现核突破的技术能力,但是材料成本及陷于国际孤立的前景将阻吓日本不敢追求这个选择。14 布莱德·格罗瑟曼(Brad Glosserman)警告说,一旦交战国互相动用核武器攻击 — 即使是有限的攻击,日本不可能精骨无损,因为日本列岛缺乏战略纵深,而且人口密度过高。15 鲁林·休斯(Llewelyn Hughes)列举出从宪法到民间因素等一系列国内体制制约,使东京被牢固地捆绑在美国核保护承诺上。16 其他学者则相信日本正在积极实施其他战略选择,包括加强自身常规军事力量和深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藉以替代独立的核威慑。17 总之,规范、材料、地理、体制和战略等考虑因素都制约日本拥有核武器。

上述制约因素都无可否认。但是,威胁和应对事关国家安全,不可轻易一带而过,即使战后日本居于特殊局势之下,亦无例外。并且,由于怀疑主义盛行,东京从来没有认真探讨过一旦跨过核门槛之后所需的一些实际和关键举措,包括制订核行为准则、指挥与控制,以及兵力结构等。因此,为日本核武化推断战略缘由并绘制行动路线图,当有其价值。

司各特·赛根(Scott Sagan)为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寻求核武器设计了三个假设模型。首先是赛根的“安全”模型,即政府“建造核武器,是为增强国家安全保障,防御外来威胁,尤其是核威胁。”乔治·苏尔兹(George Shultz)对安全对策的精辟总结令人难忘:“武器扩散,越扩越散。”(Proliferation begets proliferation)18 赛根指出,面对威胁,有两种对策可取。他模仿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口吻说,“强国当毕其所能……自行造核,虽代价昂贵,然自保无虞。”弱邦无此能力,于是“择其所须,比如与核强国结盟,获其核报复承诺,是以延伸威慑。”19 然而,一旦怀疑核盟国的安全保障承诺不再可信,即使是弱国 — 或者像日本这样由于其他原因而依赖同盟保护的国家 — 也会铤而走险,自行寻求核能力。这是自救的必然之路。

其次是赛根的“国内政治”模型,此模型“将核武器视为推行狭隘的国内和集团利益的政治工具”。核决策中的三个主角通常是核能机构、武装部队和政客。前两个主角也许在拥核方面享有集团利益,借拥核之需来影响预算制订,从而吸取资源。“当这两个主角结成同盟,强大到足以控制政府的决策过程时……核武器计划就有可能兴盛。”反过来,当主角结盟反对核武器,或者在拥核问题上相互顶牛时,决策结果往往模棱两可。20 在国内各种利益出现冲突时,很少会产生清晰和完全理智的政策。

最后,根据赛根的“通行规则”模型,“之所以做出拥核决定,是因为获核或有能力研核而限核,都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国际地位的重要通行标志。”政府做决策,“并非出于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利益的冷静考虑或狭隘的集团利益,而是根据国际关系中对所谓合法和合适行为的深层准则及共同信念。”核武库是现代化、合法性和大国地位的象征。正如赛根所述,此通行规则与第二个模型中的集团主角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通行规则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成熟时,会潜化到这些政府集团的程序和做法中,从而对是否寻求核能力等重要事项的考虑产生影响。21 信念和信仰会在理智的代价和收益分析中留下印记。

在日本的例子中,赛根的一个模型似乎与另外两个不协调。按照理智的安全考虑,威胁在不断增长,盟国逐渐走下坡路,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也因此衰退。持有这种思路的人倾向于认为日本的核突破将不可避免。但是,格兰·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菲利浦·泽里科(Philip Zelikow)指出,外交政策是“政治向其他领域的延伸”。22 他们把外交政策比喻为一幅拼贴图,是对各种事项讨价还价、折中妥协和纵横联盟的混合物 — 而且往往是压力下的结果。23 主张日本核武化的人士最终必然遇到根深蒂固的阻力,这种阻力既来自选民,也来自长期持反核态度的体制机构。

社会的犹豫不决导致意见纷争。将艾利森和泽里科的拼贴图比喻应用到赛根的三个模型,可知日本决策者们将在拥核和反核派别之间竭力采取某种中间路线。如果此做法成功,他们将最大限度地运用行动自由,安抚决策结果中的各重要利益相关方,加强美国对安保同盟的支持,避免触发公众的抗议。
第一个选择:核对冲两头下注如果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话,东京将对是否拥核两头下注 — 假定它的确还未采取此方法的话。24 也就是说,日本领导人将尽可能推迟决策,一边监视周边安全环境,一边不动声色地建立规划和战略决策流程、积累技术经验、建造基础设施和准备材料,确保在合理时间内造出适量的核武器。这是许多国家政府常用的方法。艾利尔·莱维特(Ariel Levite)指出:“潜在的核扩散国家除非万不得已(例如,在即将获得核能力或销毁核能力之前),很少会做出获得或放弃核武器的正式决定。”从单纯的现实政治角度来看,拥有“核选择”自有其道理。25

埃弗琳·戈赫(Evelyn Goh)广义地将“对冲”定义为“采取行动避险,防范不良后果,通常是对多个可选方案同时下注。”戈赫说,当领导人无法“明确判定各种可选方案的优劣”时,譬如方案甲代价太高而方案乙收益太低时,对冲方式就成为逻辑的选择。26 莱维特的定义更有针对性,他认为“‘核对冲’是一个国家在追求和放弃核能力之间的折中战略。”27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做出一个广为流传的预言,他说到 1960 年代末会有十五至二十个国家拥有核武器。28 显然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但是,当互不相让的日本政策和战略制订者们为满足司各特·赛根列举的各个利益相关方时,“核对冲”就成为他们愿意选择的中间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对冲活动将发生在国内领域。日本决策圈突破对核武器问题进行辩论的口头呼吁,开始更认真的核突破探讨。例如,首相可能会公开和正式地重新提出和确认核军备符合宪法规定,其具体做法也许是指定某一类型的特别委员会来专门研究此问题。这样的举措既为引导公众舆论和期望,也为制订具体的实施计划。

这样一来,一个逐步的、透明的和细致有序的分析过程可以将核武器问题挪入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常规政治对话范畴内。鲁林·休斯敏锐地指出,最近的机构改组将权力集中到首相官邸,提高了该机构设定和实施日本国家安全议事日程的能力。休斯认为,诸如此类的改革措施“确保核武化的形式障碍可以克服”。29 因此,今后如果国家行政机构权力进一步加强,当可视为一个信号,预示国家有意愿及预期能力来打破约束,追求独立核选择。

为保证核对冲策略取得成功,政府必须能言善辩,说服重要的听众,这一步至关重要。日本领导人将需要在司各特·赛根提及的国内各利益方之间周旋,向具有监视职能的国际原子能委员会(IAEA)和国际社会保证日本不会背弃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承诺,同时还要向美国施压,阻止美国减弱对日本的常规军力保护承诺,甚至收起日本赖以庇护的核保护伞。确实,对华盛顿增加压力,要求其提高美国核战略和决策过程对日本的透明度,就是明确释放信号,表明日本的非核立场并非一成不变。

换言之,如果美国不能在核计划中更加重视日本,东京也许别无选择,只能追求独立的拥核政策。或者,东京也许会修改其非核三原则,取消自我设置的不将核武器引进日本国土的禁令。这将是一个前奏,预示日本将有限部署美国核武器,以增强威慑。30 1980 年代欧洲部署“潘兴”中程导弹就是一个可取的先例。这样的举措可以最终导致联合管理部署在日本本土的核武器,类似于美国与北约之间现有的安排。31 这是一个蓄意模糊的战略,既能提高日本拥核能力,又对日本拥核意向不置可否,倘若东亚安全环境继续恶化,日本将在外交选择上游刃有余。
第二个选择:“黑天鹅”式意外事件与核突破 赛根安全模型的信奉者如何进一步加强说服力,战胜国内反核利益方的观点和扎根几十年的通行规则? 日本安全战略的核心是日本对美国核保护伞的全盘依赖。佐藤行雄的解释简洁明了:“美国的延伸核威慑将继续是日本消除潜在的或想象的核威胁或其他战略威胁的唯一战略选择。”32 也就是说,美国核态势任何微不足道的减弱迹象(无论是臆测的还是真实的),都可能导致日本警钟鸣响和反应过度。

日本对奥巴马政府最近推动防核扩散和裁减军备的举动所表现出的忧虑,印证了日本的敏感。具体而言,日本决策者们担心,“如果华盛顿为了达到防核扩散目的而在这些 [全球裁军] 问题上显得急于讨好中国和俄国,或者如果它允许北朝鲜发展潜在核能力作为保障防核扩散的交换条件,则延伸威慑可能减弱。”33 北朝鲜在 2006 年进行核试验,迫使日本政府要求美国公开重申延伸威慑仍然完好无损。34 自不必说,甚至对日本核武化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也认为,只要美国的可信度略有减弱,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战略考虑。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强调指出:“至今能够说服东京不启动核武器研发计划的最重要因素,大概就是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护承诺。”35 本文的论述范围不包括东京视为可能削弱美国延伸威慑的原因和过程。但是,我们认为核保护伞的逐渐或突然解体将是促使日本实现核突破的一个最大促动因素。

确实,冷战时期的亚洲有许多历史先例,足以证明美国对该地区真实的或臆测的漠视,导致了与核扩散相关的后果。过去,对美国可信度下降或核保护伞减弱的感觉曾经激发盟国竭力寻求核突破。1971 年,尼克松政府要求盟国增加防务责任,华盛顿从朝鲜半岛撤出一个作战师。结果,据金升泳(Seung-Young Kim)说,尽管美国战术核武器仍部署在韩国,“韩国领导人怀疑美国是否愿意使用核武器”。36 这种担忧迫使朴正熙总统启动核武器紧急研发计划。后来美国总统卡特又试图从朝鲜半岛撤出所有美军和核武器,尽管未果,但使情况更复杂化,导致朴正熙加速寻求独立威慑力量。

同样地,中国在 1964 年进行的核试验引发了“恐惧情绪,害怕台湾可能被一举击败,而美国的报复行动来得太迟,无法防止台湾毁灭。” 37 由于对美国的安全承诺缺乏信心,蒋介石启动了核武器研发计划。中美关系在 1970 年代初解冻,进一步导致国民党领导人担忧台湾可能被抛弃。中美上海公报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美国为了履行其在公报中的承诺,大量削减了驻守台湾的美军。如南茜‧伯考夫(Nancy Bernkopf)所说,“美军撤出台湾迫使国民党人更加认真地考虑自我防卫的替代途径”,包括核武器。38 最近解密的材料记载了美国在那十年里对于台湾可能实现核突破感到越来越不安。39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美国的持续施压和再三保证使得这两个东亚政权最终放弃了核选择。但是,台湾和南韩的事例说明,安全环境恶化、感觉到的威胁增大以及对美国的信心减弱,都会导致相关国家经不起核扩散的诱惑。尽管日本面临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没有那么糟糕,但是上述两个例子可提醒分析家们切勿对日本选择拥核的可能性掉以轻心。

如上所述,分析家和日本政治家们表示相信日本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核威慑。我们对这种贸然乐观和人云亦云并不信服。不错,日本确实拥有一个核大国的所有外在条件。但是,通往可信的核地位的道路可能是漫长和曲折的。最主要的是,日本需要拥有研发核弹的材料能力。40 日本国内有五十五座核电站在运行,核工业储备了大量的反应堆级钚,因此日本拥有随时可用的可裂变材料。根据《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本土和海外加工厂拥有的钚足够生产 740 枚核弹。41 但是,这些反应堆级钚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用于制造核武器,技术专家们仍在争论不休。据说,《产经新闻》获得的一份政府内部报告认为日本将需要几百名工程师、2000–3000 亿日圆(折合 20–30 亿美元)和三至五年时间,才能造出一个可用的核弹头。42

真正的问题在于对时间的把握。日本与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之间有安全防范协议,如果想长期躲避检查不被发现,可能性小之又小。43 尽管伊朗和北朝鲜的例子说明也许能绕过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监视,但是日本自觉遵循更高、更严格的标准,同意接受世界上最彻底的定期检查计划。44 此外,还须考虑外交反弹:日本历来致力反对核武器,一旦公众及国际社会发现日本竟然试图拥核,国际舆论哗然可想而知。

因此,日本决策者们必须考虑,在实施核研计划、积累足够建立一个有效核武库所需的核弹制造材料的同时,东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顶住越来越大的外部弃核压力。东京不能指望长期蒙骗国际社会,到最后给全世界一个既成事实。它可能需要清楚地宣告其意图 — 并承受国际社会的责难 — 即使不在开始实施核计划时表白,至少也应在突破核门槛前尽早宣示。

即使假定日本能够获得建立核武库所需的足够可裂变材料,日本工程师们仍须跨越几个技术障碍。首先,日本必须拿出一个高效能和高效率的投弹系统。最直接的解决途径是用核弹或核导弹装备日本现有的战斗机群。但是,日本空中自卫队拥有的战斗机受到四个因素制约:容易受到敌方先发制打击,尚未飞离基地即遭攻击;没有战略轰炸机,故而航程有限;容易在飞往目标途中受到敌机截击;容易受到日益先进的综合防空系统的攻击。除了这些弱点,另有一个不利条件,就是日本四面是海,极大地增加了到达亚洲大陆目标的飞行时间。

有鉴于此,弹道导弹或巡航导弹可能是日本的首选武器。45 这涉及两个挑战。首先,如果东京选择依靠导弹投掷系统,它必须制造可用的小型核弹头,以装载到精确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头部。这个要求并未超出日本技术力量范围,但是它涉及较长的前期研制时间。第二,日本必须自行研发运载工具。在这个领域甚至拥有五十年经验的美国国防工业,也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设计和制造出新型导弹。当然,日本可以将某些民用太空运载火箭改型,变成弹道导弹,但是它必须完善某些关键部件,例如惯性制导系统。如果日本选择远程巡航导弹,东京实际上将不得不从零开始,除非它能够从美国购买现成的“战斧”巡航导弹,但是由于“战斧”是攻击型武器,因而其销售极具政治敏感性。购置和整合卫星制导、地形匹配和其他专用技术及硬件将需要日本武器科学家们付出耗时而艰巨的努力。

还有一个试验问题。日本需要确保其核武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实弹核试验是无可替代的,因为实弹试验可证实这项(对日本而言)新技术确实可行,同时可提高日本威慑的可信度。但是,日本列岛面积太小,人口密度太高,根本无法安全地进行核试验 — 姑且不论核试验会唤醒人们对广岛和长崎的悲情记忆,引发潜在的政治反弹。东京可以在日本拥有的某个太平洋岛屿附近引爆核弹,例如在冲鸟礁附近。但是,还是不行,蔑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将导致激烈的外交骚动,而且日本民众会联想起 1950 年代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核试验导致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船员遭受核污染的事件。46 人们只需要回忆法国和中国在全面禁核条约生效前夕进行核试验所导致的谴责风暴,即可知日本可能面临的处境。计算机模拟武器性能也许不是十分理想,但是从日本的政治立场来看肯定比较容易接受。对于日本的核弹制造努力,以色列的经验可能有启示作用。

上面论述的技术难题说明实现核突破并无捷径可走,即使对于技术强国日本亦如此。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指出:“如果认为日本想要非常可靠和精确的武器,那么他们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研发,除非外界提供武器或资料给他们。”47 拥有将近二十年资历的日本战略事务评论家伊藤贯同意上述观点,认为预言日本可快速实现核突破的观察家们“完全是主观臆断”。伊藤声称:“相信这样的错误观点是危险的。日本需要十五年才能建立真正有用的自主核威慑能力。”48 尽管人们可以质疑似乎过于悲观的十五年时限,但是研发和部署可信的威慑可能将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不是有些人信口开河声称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
战略、行为准则和兵力结构除了与核突破相关的技术和战术决策之外,日本还需要制定全面的政策和流程,藉以管理核武库。如上所述,日本对其意图和能力采取战略模糊的做法也许不可能。作为一个长期奉行民主体制和文职机构享有对军方绝对管制权的国家,东京需要颁发关于日本核行为准则的正式公告和官方文件。这些声明应针对公众和国际社会,并且在日本自卫队部署威慑力量之前公布,以让日本的邻国、友邦和盟国放心,尤其是让美国放心。

日本官员也许会严格根据日本独特的战略地位和地区状况来制定核行为准则。地缘战略现实将要求日本声明绝不将核武器用于战争目的,无条件地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且采取仅将核武器用于报复行动的态势。日本太小,太容易受到攻击,因此只能考虑最低限度的威慑选择。日本核战略之目的将是对敌方一个或数个社会财富目标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进行有限核攻击威胁,藉以威慑敌方,防止其首先使用核武器。长久以来,法国和中国等核武库较小的国家一直采用这种惩罚性方式作为其核行为准则底线。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相信防御性的最低限度核态势足以保护日本。他以日本政治家中罕见的坦率口吻说道:
我相信,日本拥有小型核武器,且仅出于国家防卫目的使用这些核武器,当符合宪法规定。小型核武器的威力尚不足投到广岛的原子弹威力之三分之一。甚至美国国会也允许研究这样的小型核武器。为提高日本应对紧急情况的防卫能力,我们的宪法应允许日本拥有小型核武器。49
中曾根并未讲明他希望日本的核武库具体达到多大规模,但是他很明显地相信小当量武器的摧毁力将对潜在的敌人产生足够的威慑效应。京都大学的佐伯启思对于独立的日本威慑力量也有类似的想法:
拥有报复性核武器是报复其他国家核攻击的一种手段。亦即,我们必须忍受首次核攻击。而且,这种情况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此外,报复性核武器这个选项,要求对来自其他国家的迫在眉睫的(极可能即将发生)潜在核攻击采取预防性先发制攻击。因此,除了拥有核武器之外,也许还有必要购置精确制导武器和导弹防御系统,并开展情报收集活动。50
佐伯针对自己建议的报复性选项构思了一个手段与计划匹配的框架。其他日本分析家们也对如何构建可信的防御型威慑提出了种种极为详尽的建议。曾在日本陆上自卫队服役的兵头二十八早在 1996 年就主张建立水下威慑力量,他以令人信服和条理分明的方式批驳陆基和空载投弹系统以及海面舰船上的发射系统。51 他认为,固定式发射井最容易遭受先发制攻击,而日本又太小,无法最大限度地使用轨道机动或道路机动发射台。飞机可能在第一波攻击中被摧毁在机场,海面舰船则可能被攻击型核潜艇追踪和毫无预警地击沉。因此,日本的唯一选择是部署装备潜射弹道导弹的常规动力潜艇。兵头认为,两艘潜艇,每艘只需要携带一枚导弹,“分别在不同海域巡弋”,就足以威慑一个目标国家。

相较而言,曾任小泉内阁某省事务次官的米田健三没有断然否定在海面舰船上装备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的可能性。米田认为,在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上部署射程为一千公里的对陆攻击巡航导弹 — 类似美国“战斧”导弹,但射程较短 — 将可构成日本核态势的一个重要部分。52 米田并未具体估算需要多少枚导弹以构成可信的舰载威慑,但是他强调使用核装料显著小于洲际弹道导弹的巡航导弹,这与中曾根倡议的“小型核武器”不谋而合。而且,米田设想的较短射程意味着日本将追求适度的区域威慑。

伊藤贯认为,日本必须拥有二百至三百枚核弹头巡航导弹,部署在“小型驱逐舰和潜艇上”,藉以建立最低限度的威慑。53 伊藤显然主张使用现有的“宙斯盾”驱逐舰和最新的柴油发动机潜艇等作为发射平台。他还竭力反对使用弹道导弹,认为弹道导弹破坏区域稳定的作用远远超过巡航导弹,因为这两种导弹在速度和潜在摧毁力方面的差异很大。速度较慢的单弹头小当量巡航导弹将表明日本挫败敌方先发制战略的决心,同时又明白无误地显示日本恪守报复态势。伊藤的结论是,这种方法比弹道导弹力量更有利于稳定亚洲军事平衡。54 显然,甚至核武化的强硬派和支持者也认同基于防卫的核行为准则。

上述各项选择不是相互排斥的。日本完全可以采用几种不同的发射系统,或者,自卫队可以逐步采用最新面世的先进武器和平台。因此,现在值得探索上述各项建议的风险、回报和技术可行性。首先,倘若选择潜射弹道导弹作为中坚威慑力量,日本将面临许多难题。海上自卫队现有的常规潜艇太小,无法携带这些导弹。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将是保证第二波攻击能力的理想平台,但是涉及若干技术障碍,甚至对于日本顶级科学家和工程师也是严峻的挑战。这里仅举一例:日本自卫队没有船用核反应堆。研发和建造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的推进装置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建造、维护和部署多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将耗费巨额资金,使得已经捉襟见肘的国防预算更加吃重 — 海上自卫队将需要二至三艘核动力舰队弹道导弹潜艇,以在任何特定时间都有一艘潜艇在执行巡逻任务。东京工业大学的泽田哲生估计,一艘装备弹道导弹的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将需要日本花费令人难以置信的五十亿美元,而一支由几艘潜艇组成的可信的威慑力量将需要类似天文数字的十万亿日圆,折合一千亿美元以上。55

因此,我们认为潜射弹道导弹威慑对于日本是不可行的,除非安全前景确实严峻,实在有必要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和时间。相比之下,巡航导弹成本低,容易研发。实际上,大部分技术已在市场货架上待售。由于日本的目的是对大城市进行报复性攻击,其巡航导弹不需要特别精准。平壤、北京和上海等亚洲大都会均在沿海地区,因而突破敌方空域比较容易。这些目标都在米田健三设想的导弹射程之内。理论上讲,只需要有一枚导弹打到敌方,就可以确立日本最低限度威慑的可信度。因此,伊藤关于二至三百枚导弹的主张也许有一点过分,即使假设由于故障和敌方截击而造成大量损耗,也不需要那么多。

比中程弹道导弹小得多的日本巡航导弹多半将从常规潜艇发射,藉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威慑力量的生存能力 — 导弹可能会从鱼雷发射管发射,因为改装潜艇,在上面安装垂直发射架会很困难。我们预计东京将需要时间来完善从水下常规潜艇发射巡航导弹的技术及方法。与此同时,一旦获得足够数量的导弹,作为权宜之计,可将它们部署在“宙斯盾”驱逐舰上的垂直发射舱里。两至三艘驱逐舰可以同时在太平洋不同海域巡弋,藉以增强冗余度和生存能力。巡航导弹也可以用战斗机远程发射。例如,从冲绳基地起飞的 F-2 战斗机发射导弹,能够打到大多数中国沿海主要经济中心。在水下威慑力量能够完全发挥作用之前,这种海上和空中冗余能力也许能暂时满足日本的战略要求。

我们承认在常规潜艇上部署巡航导弹有其不足之处。与核动力潜艇相比,常规潜艇的速度慢,航程受到燃油容量的限制,并且巡逻时间短。因此,日本自卫队的常规潜艇也许只能在日本沿海巡逻,而且容易被侦测到。即便如此,日本潜艇一旦安装不依赖空气的推进装置,将能延长在水下潜伏时间,从而降低被侦测到的可能性。常规潜艇历经实践考验,容易大量获得,而且成本较低,这些优点比其技术缺陷更为重要。

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有两艘潜艇在战位,也许能满足日本的威慑需求。自卫队潜艇可能驻扎在现有的吴港和横须贺潜艇基地。从而便于进入日本海和日本本岛南面亚洲海岸附近的巡逻海域。吴港是特别理想的基地,它位于日本内海中央,一出基地就可以进入太平洋或日本海,而且进港航线容易防卫。敌方沿海主要城市将在位于战位的日本潜艇射程之内,尤其在自卫队巡航导弹经过技术改进增加射程、不亚于“战斧”对陆攻击核导弹之后。海上自卫队可以分散部署,同时在不同的海域作战,威胁不同的目标,增加敌方反潜战的难度。此外,东京可以在任何特定时间大量增加潜艇,使潜在敌方的反潜战能力穷于应付。根据下文所列的粗略计算,可设想最多派遣八艘潜艇出海。由于中国海军不重视反潜战,这种“有限”核能力实际上很有威力。

最后,还有预算和兵力规模问题。日本海军拥有四十几艘驱逐舰和将近二十艘潜艇,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先进的海军之一。但是,水下威慑巡逻可能需要大量增加(虽然不至超出国力限度)潜艇数量。我们假定海上自卫队将会部署一个独立的潜艇群,专门用于核攻击,同时维持足够数量的潜艇执行传统作战任务,例如防卫海上航线和封锁海域。这样的决策将使得装备核武器的潜艇无需参与亚洲近海环境中具有潜在危险的前线作战任务,从而让船员能够积累宝贵的经验,提高在太平洋执行威慑巡逻所需的特殊技能。

东京将如何提供建立潜艇部队新分支所需的资金? 为了保持水下作战的质量优势,海上自卫队历来总是非同寻常地提前让潜艇退役,用更先进的潜艇替换旧潜艇。但为支援核作战任务,海上自卫队可以很容易地将舰艇服役期限至少延长十年,使得现有潜艇的改型和新潜艇的引进都不会削弱日本的整体水下兵力。美国海军将四艘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改型为核动力巡航导弹潜艇,可视为这种改型工程的先例。

数量问题呢? 我们认为,一支由十二艘巡航导弹潜艇组成的威慑力量可保证自卫队在任何时候都有两艘潜艇执行巡逻任务。我们如何算出这个数目? 日本海军人员一般不透露自卫队潜艇的详细技术规格,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估计 — 非常保守的估计 — 日本柴油机动力潜艇的燃油容量可允许这些潜艇持续巡逻一个月。(作为一个粗略衡量尺度,无所不在的德国造 209 型潜艇广告声称其续航时间可达五十天。)56 倘若如此,自卫队大约需要六艘潜艇,可在战位保持一艘执行任务。估算方法如下:
  • 任何时候将有一艘潜艇部署在战位,另有三艘在威慑巡逻间隔期中执行常规维修、船员训练和其他当地行动。这样将是四艘潜艇轮转,每艘一年执行三次巡逻任务。与美国海军的标准相比,这是一个很悠闲的作战节奏,因此自卫队能够无限期地保持下去。
  • 根据美国海军的经验,需要三艘潜艇保障一艘处于可立即部署的完全备战状态,因此我们进一步推断在任何时候会有另外两艘潜艇接受大修,无法参与轮转。这样,我们算出海上自卫队拥有的潜艇数目与实际在海上巡逻的潜艇数目之间的比例是六比一。当然,这样估算可能过高,因为美国的经验是部署期限为六个月,同时考虑到长期巡航给潜艇带来的磨损。日本潜艇承担的任务较少,因此自卫队不一定需要遵照这么高的比例数字。
六乘以二 — 假定一个中队驻守吴港基地,另一个中队驻守横须贺基地 — 得出总数十二艘潜艇。如果日本的战略地位继续恶化,日本战略家们也许会感到国家防卫需要更大的威慑力量 — 因而需要更大的水下舰队。57 倘若如此,今后可能需要按六艘潜艇的增量扩大潜艇舰队。但是我们相信,此处阐述的较小规模的潜艇舰队对于提供“具有日本特色的最低限度威慑”报复能力已经绰绰有余。

尽管东京面临确实令人焦虑不安的预算制约,这样一个潜艇舰队还是可以负担的。适度提高国防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将产生足够的资源(按绝对值而论),用于建设这支舰队。如果日本政府看到安全环境的危险程度升高,以致有必要实现核突破,它也许会调整资金分配,支持海军建设核威慑。长期以来,东京将国防支出固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左右,每年超过四百亿美元。日本政府肯定需要冲破这个自我设置而且有一点武断的上限。如果东京将国防预算增加百分之二十,即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二,每年可额外获得八十亿美元,即可用作潜艇舰队大规模现代化和扩充的资金保障。目前在世界市场上,一艘常规潜艇的平均价格在两亿到四亿美元之间,说明日本拥有满足新兵力结构要求的财力。
不可想象但有价值的分析行文至尾,有必要再次强调,本文无意对日本拥核之可能性作任何评估。对于核武化的利弊得失,迄今已有大量研究。诚如本文开头所述,我们大致同意下列观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东京追求独立核武库的可能性极小。虽非定论,美日同盟应该说处于历史最佳状况,日本主流决策者对美国延伸威慑的可信度抱有信心。但是我们感到,这种认为日本不可能追求核突破的共识虽然总体上令人信服,却阻碍了另一种建设性讨论,这就是, 一旦东京骤然改变政策方向,美国可有哪些实用政策选择。尽管思考这样一种假设局面令人反感,但是我们坚信,明知不可想而想,因为其间具有真正的分析价值。我们通过这种思维方式获得的主要结论是,日本不会直截了当地“突破”;如果它决定拥核,将采取缓慢扩散的做法。

本文对日本核选择及其可能后果的探究远非透彻。有四个研究重点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一点,对历史模型做比较分析 — 尤其是英法两国在冷战时期的经验 — 也许可提供有效的洞察及日本仿效的潜在模型。关于这些小型核武库在多大程度上补充或配合美国全局核战略的研究结果,将对日本决策者特别有用。

与第一点密切相关的第二点是,本文专门讨论了日本可能采取的核武化过程。如能加强努力,预测如此重大的决策在突破“后那一天”将对美日同盟造成哪些可能的冲击,应具有意义。我们不大相信安全伙伴关系会在一夜之间崩溃,尤其是如果东京主动提前向美国坦诚通报并开展建设性协商。即便如此,跨太平洋的同盟将不复旧貌。华盛顿会在一怒之下撤走核保护伞吗? 或者,东京和华盛顿会超越最初的不和,整合两国的核战略,建立起跨太平洋威慑,一如美英结盟建立防止苏联侵略的跨大西洋威慑?

第三点,日本一旦核突破,冲击波肯定波及亚洲各国政府。日本的报复态势和兵力与中国核行为准则及北朝鲜核计划将如何互动? 东京进入核俱乐部会刺激横向和纵向核扩散吗?

同样值得重视的第四点是,技术上还有问题需要解决。如前所述,日本跨过核门槛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获得可用于制造武器的可裂变材料。日本核工程师们使用日本储备的反应堆级钚制造核弹头有多大把握? 可以合理推断,假以时日,东京将能用这种材料造出核弹头;主要问题是,何时造出来?

这些问题显然值得认真思考。对日本的核选择议题,我们无意给出结论,但亚洲海军战略和威慑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领域,我们谨希望本文只是开头,起抛砖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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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ed and 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注释:

本文不一定代表海军战争学院、美国海军或国防部的观点。
  • Richard Halloran,Chrysanthemum and Sword Revisited: Is Japanese Militarism Resurgent? [重新评估菊花和剑: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东山再起?],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1991).
  • Global Security Newswire [全球安全快讯], 7 December 2007, available at www.nti.org/d_newswire/.
  • Ariel E. Levite, “Never Say Never Again: Nuclear Reversal Revisited” [决勿再言决不:重新评估核逆转],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no. 3 (Winter 2002/03), 66, note 17.
  • Choe Sang-Hun, “North Korea Says It Has 'Weaponized' Plutonium” [北朝鲜声称已实现钚‘武器化’], New York Times, 17 January 2009.
  •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最初采取征服东南亚的行动时,对菲律宾实施主要空中攻击的飞机是从高雄起飞的。
  • U.S. Joint Forces Command, A Framework for Discussing U.S. Joint Force Structures during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提交下届政府讨论的美国联合部队结构纲领], presentation, 12 November 2008, slide 4. 这个 150 艘舰船的数字是假定国会和政府将采纳巴尼·弗兰克众议员(Barney Frank,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提议的预算数字。弗兰克建议把 2008 财年 7030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实际削减 45%,其中包括补充拨款。
  • U.S. 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Report to Congress on Annual Long-Range Plan for Construction of Naval Vessels for FY 2009, (Washington, D.C.: Director, Warfare Integration, February 2008), 3–12; “U.S. Navy Active Ship Force Levels, 2007 to 2008” [提交国会的 2009 财年海军舰船建造年度长远规划报告,3-12页章节:美国海军现役舰船 2007 至 2008 年力量水平], Naval Vessel Register, Naval Historical Center, www.history.navy.mil/branches/org9-4.htm.
  • 例如请参看 William Choong, “Will Japan Go Nuclear?” [日本会拥核吗?], Straits Times, 23 October 2006, available at rspas.anu.edu.au/; 以及 Mark Erikson, “Japan Could 'Go Nuclear' in Months” [日本拥核只需几个月], Asia Times, 14 January 2003, available at www.atimes.com/.
  • 关于北京核突破给日本造成的惊愕及警觉,请参看 “China's Rapid Rise as Nuke Power Surprised Japan, U.S.” [中国迅速崛起为核大国惊醒日本和美国], Kyodo World Service, 25 February 2005.
  • “Sato's Nuclear Request” [佐藤的核要求], Asahi Shimbun, 24 December 2008.
  • Matake Kamiya, “Nuclear Japan: Oxymoronor Coming Soon?” [拥核的日本:自相矛盾体即将出现?] Washington Quarterly 26, no. 1 (Winter 2003), 65–67.
  • 同上。
  • 关于这些少数学者的论述实例,请参看 Clifton W. Sherrill, “The Need for a Japanese Nuclear Deterrent” [日本拥有核威慑的必要性], Comparative Strategy 20 (2001), 259–70.
  • Tetsuya Endo, How Realistic Is a Nuclear-Armed Japan? [日本拥核的实际可行程度有多大?], AJISS-Commentary 8 (Tokyo: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Institutes of Strategic Studies, 20 July 2007).
  • Brad Glosserman, Straight Talk about Japan's Nuclear Option [坦率谈论日本的核选择], PacNet 50A (11 October 2006), and Japan Peers into the Abyss [日本窥探深渊], PacNet 20 (20 March 2008), both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Llewelyn Hughes, “Why Japan Will Not Go Nuclear (Yet):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straints on the Nuclearization of Japan” [为何日本不拥核(迄今为止):对日本核武化的国际和国内制约],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 no. 4 (Spring 2007), 67–96.
  • Hajime Izumi and Katsuhisa Furukawa, “Not Going Nuclear: Japan's Response to North Korea's Nuclear Test” [不拥核:日本对北朝鲜核试验的回应], Arms Control Today 37, no. 6 (July/August 2007), 51–56; Mike M. Mochizuki, “Japan Tests the Nuclear Taboo” [日本试探核禁忌],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14, no. 2 (July 2007), 303–28.
  • George Shultz, “Preventing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防止核武器扩散],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84, no. 2093 (December 1984), 17–21.
  • Scott D. 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为何有些国家要建造核武器? 寻求核弹的三个模式],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no. 3 (Win¬ter 1996/97), 55, 57.
  • 同上,第 55、63-64 页。
  • 同上,第 55、73-76 页。
  • Graham Allison and Philip Zelikow,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决策的实质:诠释古巴导弹危机], 2nd ed. (New York: Longman, 1999), 256.
  • 同上,第 257 页。
  • 见注释 3, 71–73. 另请参看 Yuri Kase,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Japan's Nuclearization: An Insight into the 1968/70 Internal Repor” [日本核武化的代价和收益:剖析《1968/70 内部报告》],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8, no. 2 (Summer 2001), 55–68.
  • 见注释 3,第 67 页。
  •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在东南亚的区域安全战略],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2005), 2–4. 另请参看 Evelyn Goh, “A Strategic Insurance Policy” [战略保险政策], Asia Times, 6 September 2006, available at www.atimes .com/; 以及 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战略防范和亚太地区稳定性前景], Washington Quarterly 29, no. 1 (Win¬ter 2005–06), 145–67.
  • 见注释 3,第 59 页。
  • Joseph Cirincione, Jon B. Wolfsthal, and Miriam Rajkumar, Deadly Arsenals [致命的武器库], 2nd ed., rev.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5), 18.
  • 见注释 16,第 91 页。
  • Hisahiko Okazaki, “Time to Consider a Nuclear Strategy for Japan” [该是考虑日本核战略的时候了], Daily Yomiuri, 7 April 2007.
  • 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政明确提出,“美国核武器将部署在日本,但仅用于日本防务目的,而且东京和华盛顿将共同控制发射按钮。日本和美国应该有一个操控核武器的联合系统。”请参看 “North Korea's Nuclear Threat/Should Revision of the 3 Nonnuclear Principles Be Discussed?” [北朝鲜的核威胁/是否应讨论修改非核三原则?], Daily Yomiuri, 22 March 2007.
  • Yukio Satoh, Reinforcing American Extended Deterrence for Japan: An Essential Step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加强美国提供给日本的延伸威慑:核裁军的一个重要步骤], AJISS-Commentary 57 (Tokyo: Association of Japanese Institutes of Strategic Studies, February 2009).
  • James L. Schoff, Does the Nonproliferation Tail Wag the Deterrence Dog? [防扩散是否与威慑本末倒置?] PacNet 9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5 February 2009).
  • 请参看美日安全顾问委员会的联合声明 Alliance Transformation: Advancing United States–Japan 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同盟转型:推动美日安全和防务合作], 1 May 2007, available at www.mofa.go.jp/. 该报告宣称“美国的全部军事能力 — 核和非核攻击力量及防卫能力 -- 形成延伸威慑的核心,保障美国对日本防务的承诺。”
  • Emma Chanlett-Avery and Mary BethNikitin, Japan's Nuclear Future: Policy Debate Prospects, and U.S. Interests [日本的核未来:政策辩论前景以及美国的利益],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to Congress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9 May 2008), 10.
  • Seung-Young Kim,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The South Korean Case, 1970–82” [安全、民族主义和追求核武器及导弹:南韩实例研究,1970-82],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12, no. 4 (December 2001), 56.
  • David Albright and Corey Gay, “Taiwan: Nuclear Nightmare Averted” [台湾:躲开核梦魇],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 54,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8), 55.
  •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台湾、香港和美国,1945-1992:不确定的友谊], (New York: Twayne, 1994), 146.
  • William Burr, ed., New Archival Evidence on Taiwanese “Nuclear Intentions,” 1966–1976 [关于台湾“核意图”的新档案证据,1966-1976],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19, 13 October 1999,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www.gwu.edu/~nsarchiv/NSAEBB/.
  • 关于日本核弹头研发选择的研究实例,请参看 Noritsugu Takebe, “A Domestic Warhead Development Plan” [国内自制弹头研发计划], Gunji Kenkyu, 1 August 2005, 28–43.
  • “Japan's Nuclear Capability: Model of Peaceful Use; Owns Plutonium Enough for 740 Atomic Bombs” [日本的核能力:和平利用模式;拥有足够制造 740 枚原子弹的钚], Sankei Shimbun, 8 November 2006.
  • “Japan Needs 3–5 Years to Build Nuclear Warheads” [日本需要 3-5 年时间制造核弹头], Kyodo World Service, 25 December 2006; “Unaware of Reported Government Documents on Nuke Warhead: Shiozaki” [官房长官盐崎恭久:未闻传闻之关于核弹头的政府文件], Jiji Press, 25 December 2006.
  • “Japan Profile” [日本简介],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 October 2008, www.nti.org/.
  • Shinichi Ogawa and Michael Schiffer, “Japan's Plutonium Reprocessing Dilemma” [日本的钚再处理困境], Arms Control Today 35, no. 8 (October 2005), 20–24.
  • 如果威胁环境急剧恶化,使立即核突破势在必行,可以设想日本自卫队将依靠空中投弹作为权宜之计。
  • 1954 年 3 月 1 日,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代号为“布拉沃城堡”(CASTLE BRAVO)的核试验,致使日本“第五福龙丸”捕鱼船遭受辐射污染。同年 9 月,该船上一名船员死于核辐射。
  • 见注释 35,第 6 页。
  • Kan Ito, “China's Nuclear Power Will Control the World by 2020” [中国的核力量到 2020 年将控制世界], Shokun, 1 January 2006, 34–45.
  • Yasuhiro Nakasone, “Japan'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for the 21st Century” [二十一世纪日本的国防战略], Voice, 1 April 2004, 50–57.
  • Keishi Saeki, “Qualif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Nuclear Arms in Japan” [日本核武器的定性和约束因素], Chuo Koron, 1 September 2003, 36–39.
  • Nisohachi Hyodo, “A Plan to Deploy Nuclear Warheads in Japan” [在日本部署核弹头的计划], Shokun, 2 October 1996.
  • 从“战斧”导弹变型而来的对陆攻击核导弹可达到 2500 公里射程,但这种导弹在 1991 年退役。
  • Kan Ito, “Are We Prepared to Deal with Kim-Chong-Il's Evil Bombs?” [我们是否对金正日的罪恶炸弹做好准备?] Shokun, 1 April 2003, 86–94.
  • 见注释 48。
  • “North Korea's Nuclear Threat / Japan Could Build N-Weapons, But . . .” [北朝鲜的核威胁/日本能够制造核武器,但是…], Yomiuri Daily, 21 March 2007.
  • “Type 209” [209 型潜艇], Global Security.org, www.globalsecurity.org/.
  • 退役潜艇指挥官威廉·默雷(William Murray)教授估计,日本需要大约二十四艘配备导弹的潜艇,以提供足够的威慑。使用我们的六比一计算方法,这将使得自卫队能够在任何时候都有四艘潜艇执行威慑巡逻任务。本文作者之一詹姆士·赫尔姆斯与居住在罗得岛纽波特市的威廉·默雷在 2009 年 2 月 23 日的电话讨论。
 
作者简介

 两位作者皆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副教授。吉原恒淑曾在阿拉巴马州美国空军战争学院任客座教授。赫尔姆斯曾在佐治亚州雅典市的佐治亚大学国际贸易与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他们已发表多篇关于亚洲海上力量的文章,分别登载在 Comparative Strategy(《比较战略》杂志)、The American Interest(《美国利益》杂志)和 Navy War College Review(海军战争学院评论)等刊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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