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帖

“协作精神”演习对武力展示及战后博弈的价值

Team Spirit: A Case Study on the Value of Military Exercises as a Show of Force in the Aftermath of Combat Operations作者:约翰·F·法雷尔博士(Dr. John F. Farrell

政治因素主导武力行动的展示,正因为如此,军队经常受制于法律和政治的强大约束。军队负责协调与相关国家部队的行动。武力的展示可能涉及范围广泛的军事部队,包括美军联合部队或多国部队。此外,武力的展示还可能包括联合或多国军事演习或向其过渡。

— 联合作战准则 JP 3-0:《联合作战行动》,2006 年 9 月 17 日

朝鲜半岛上的战争行动虽自 1953 年 7 月 27 日签署停战协议而停止,但交战各方从未通过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来结束朝鲜战争。因此从理论上讲,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同大韩民国(韩国)及美国处于交战状态。双方之间不时爆发零星冲突,但自停火以来,没有发生过重大战斗。

这种令人不安的和平,笼罩着素有“晨曦之地”美名的半岛,如何应对朝鲜这个封闭的王国,考验着美国和韩国的政治及军事领导人。对立双方经常通过炫耀武力向对方传达信息,以军事演习来展示政治和军事决心。

军事指挥官始终重视演习的功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领导人通过“路易斯安那军事演习”获得经验教训;冷战期间,北约通过“回师德国”演习确保美军部署欧洲的能力。在国家和联合战备训练中心举行的各种现代演习,以及“空中勇士”和“红旗”军演中模拟的各种空战,证明对提高军队备战具有珍贵的价值。在没有实战机会的情况下,实战演练被认为是武装部队做好战争准备的最佳手段。 

然而,军事演习除了做好备战之外,还有其他价值。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言,对手因政治原因发动战争,因此为战争做准备同样具有政治方面的价值。每年一度在韩国举行的代号为“协作精神”的联军演习便是例证。“协作精神”演习在 1970 年代的政治争议中创立,由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渐渐成为美韩两国与朝鲜谈判中的一个有效工具,获得独特的生命力。这项演习虽然目前休眠,却继续为推动美国和韩国在朝鲜半岛的政治目的发挥作用,尤其是有助于确保朝鲜遵守其核条约责任。对“协作精神”这类军事演习,关键在于善加运用,借助武力展示,收不战而逼敌让步之效。
“协作精神”的演变美韩“协作精神”演习最初包含军事和政治双重目的,由双方在 1975 年的年度安全磋商会议上商定,决定将 1969 年以来的几个小型军事演习合并为一项综合野战演习,时间定为每年春季。1 第一次演习在 1976 年举行,美军此举意在向朝鲜展示美国对韩国的承诺,同时通过联军演练为部队提供实战训练机会。

但是,“协作精神”不久产生了超出初期设想的更深远的政治影响。此项演习诞生之初虽和卡特 1976 年当选总统无关,却为新总统的政府带来某种意外的效应。自 1975 年 1 月以来,卡特就一直承诺一旦当选,将把近
40,000 名美军从韩国撤出。卡特于 1977 年初就职后,似乎继续想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2 在提议撤军的背景下举行每年一度的重大军演,能让韩国和朝鲜信服,美国仍保持对韩国的防务承诺。卡特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迈克尔·阿马科斯特(Michael Armacost)在 1977 年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指出:“协作精神”是“一项大型军事演习,其之举行符合当时的指导方针,即在美军地面部队撤离期间,在韩国举行的军事演习应更大、更经常,并且更具能见度。”(强调部分为原文所加)。3 为了增加演习的能见度,“协作精神 78”邀请了 300 多位记者到场采访,这是媒体首次应邀观摩演习。国防部副部长查尔斯·W·邓肯将“协作精神 78”描述为“明确展现我们向韩国迅速增兵的能力。”4 对卡特政策的抵制很快迫使这位总统推迟、并最终推翻他的撤出美军的决定,而“协作精神”演习在规模和影响上不断扩大。

“协作精神”问世不久,就成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最大的演习,在 1978 年演习中,韩美两军派出 107,000 人参加。5 在 1979 年增加到 168,000 人。6 但在 1980 年,由于经费和“现实世界中的活动”,下降到 145,000 人,翌年又上升到 156,000 人。7“协作精神 82”进一步上升到 167,000 人。此后参演兵员持续增加,83 年为 192,000。8 1986、1988 和 1989 年都超过 20 万人。“协作精神”成为自由世界最大的军事演习,直到 1990 年,演习人数和规模才开始下降。9 1991 年的“沙漠风暴”行动迫使演习规模显著缩小,基本上将“协作精神”演习限制在本国驻军参与的范围。10 此演习在 1992 年取消,在 1993 年又恢复,是次,美韩两国共增加 19,000 人,使参演兵员达到 120,000 人。11 1993 年是“协作精神”军事演习的最后一年。
朝鲜对“协作精神”的反应以朝鲜方面的反应来判断,可以说“协作精神”演习代表了一种强大的武力展示,因为随着演习规模的扩大,朝鲜对演习的抵制也越来越强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最初认为,卡特总统对美军从韩国撤出的承诺是真诚的,为朝鲜和美国的和解提供了机会。但是由于卡特拖延撤军,金日成旋即恼羞成怒,把“协作精神”的发起和扩大视为美国总统在修订其既定政策。虽无证据显示直接关联,第一次“协作精神”演习的确加剧了紧张局势,导致两名美国军官于 1976 年 8 月 18 日在板门店被朝鲜卫兵射杀。12 除此之外,朝鲜每年对军事演习的抗议仅限于官方媒体发表的宣传声明。13 不过朝鲜官方新闻机构的报道显示,在 1983 年的演习开始之前,朝鲜的警觉陡然升高。14“协作精神”引起朝鲜的重视,是肯定无疑的。

虽然美国称“协作精神”完全是防卫性的演习,朝鲜却坚持相信演习是在为入侵朝鲜做准备。朝鲜历来认为“协作精神”是核战争演习,这一指称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因为美军在 1977 年演习中动用了 B-52 核轰炸机,并在次年演习中投入具有核弹头携带能力的“长矛”远程核导弹系统。15 在朝鲜看来,这种担心有充分理由。毕竟,朝鲜在 1950 年入侵韩国之前,其军队就以演习的名义掩盖部队的调动。16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安德鲁·麦克(Prof. Andrew Mack)曾质疑我们,假如美国和韩国处在朝鲜的位置,会如何反应?
如果苏联在 1980 年代将 44,000 兵力及先进军事装备(包括核武器)部署到朝鲜,而韩国境内没有任何美国军队或核武器,韩国将如何作想? 再想象一下,如果苏联和朝鲜每年举行 20 多万大军的联合军演,动用核武军舰和飞机,有着为同韩国大战一场而演练的明确意图,情况又会如何? 如此来看,朝鲜认定“协作精神”演习具有威胁性,毫不奇怪。17
朝鲜对“协作精神”演习始终耿耿于怀,感到在演习期间除了动员朝军进入战备之外别无选择。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员许谭(Ho Tam)在向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发表演讲时解释说,朝军于 1983 年首次进入战时编制,因为“协作精神”演习规模巨大,动用了危险的武器。18 此后,朝军每年在“协作精神”演习期间进入战备状态成为惯例。1984 年金日成会见东德总统昂纳克时表示,“敌人每次进行类似的演习,我们必须采取对应措施”。19 另外,据一名朝鲜的叛逃者称,朝军在战备期间都配备真枪实弹,而平时因为害怕发生军事政变,军人都不配发实弹。20 朝鲜认为,一旦发生敌对冲突,过长的后方供给线将成为空中遮断威胁的一大弱点,因此必须将军队作前沿部署。1991 年至 1994 年担任国防部情报局长的克拉珀将军(Gen James Clapper Jr.)也指出,正是自己的这个弱点,让朝鲜“对协作精神演习恨之入骨”。21 把整个国家置入“半战时编制”还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尤其是在朝鲜的主要施主苏联垮台之后。在燃料严重不足的年代,朝鲜却必须调动数支军队、地面装备和飞机。金日成称,他征召后备役增强常备军,耗费了“一个半月的备战值守……代价巨大。”22 朝鲜民众还要挖防空洞,参加国家要求的反美集会、防空演习、宵禁和灯火管制。一位住在平壤的西方人这样形容他第一次经历“协作精神”演习灯火管制期间,在街头闪光之中看到的滑稽一幕:“我等候着有人大声发出命令,然后应是步枪上扳机的声音,不料却听到有人格格一笑,接着又是一笑。我撇了一眼,看到两位女性的身影,身穿肥大的军装,头戴柔软的毛式军帽”。23

朝鲜对“协作精神”演习的敌视几乎发自肺腑。据称,金日成在 1993 年会见了前来正式访问的美国纽约州国会议员加里·阿克曼(Gary Ackerman),当讨论到“协作精神”时,金日成气得声音“颤抖,双手挥舞。”24“协作精神”演习在 1993 年恢复,尤其令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恼怒,金正日当时担任朝鲜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已将前一年“协作精神”演习的取消归功于自己,因为这样就免除了朝鲜人民年年备战的苦难。在金正日设法为自己巩固既定继承人的地位时,军事演习的恢复或许意味着他的失败。25 还有一点,金日成在 1993 年身体状况不佳,很多人对金正日能否维持其政权的一统天下表示怀疑,尤其是当充满威胁的军事演习在半岛南部展开之际。26 有人甚至推测,朝鲜的军事领导人可能借对抗“协作精神”演习之名集结军队,发动军事政变。27 因此,谋求取消“协作精神”演习,显然符合朝鲜政权的利益。
“协作精神”既是胡萝卜也是大棒到1985年时,朝鲜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决定表明,“协作精神”演习已经成为朝鲜政权的眼中钉。为了表示对演习的抗议,朝鲜在 1 月 28 日中断了同韩国的贸易谈判和国际红十字会的磋商。28 朝鲜宣称,副总理金焕曾设法会晤韩国的一位副部长讨论此事。29 朝鲜同意在“协作精神”演习结束后于 4 月恢复谈判,却在 1986 年 1 月又故伎重演,但这一次坚持首先取消美韩演习然后恢复谈判。30 由于朝鲜在 1989 年中断所有的会谈,以抗议当年的“协作精神”演习,双方议会为促进南北统一的磋商遂于该年 2 月冻结。同样由于这项演习,朝鲜再一次在 1990 年 2 月中断所有双边讨论,以及原定 1991 年 2 月举行的总理级会谈。31

“协作精神”演习在核谈判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由于担心朝鲜发展核武器,美国说服苏联向朝鲜施加影响,后者遂于 1985 年 12 月 12 日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交换,苏联向朝鲜提供四个轻水核反应堆,以此缓解其能源短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要求朝鲜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驻现场核查,尽管朝鲜从未签署后续的核查保障协议。作为激励手段,美国提出取消“协作精神”演习,随后朝鲜于 1991 年 12 月 31 日同韩国签署了联合非核宣言,同意将核电仅用于和平用途。32 宣言说,“朝韩双方将根据对方选择及双方商定,对一些特定的对象进行检查。”33 1992 年 1 月 6 日,老布什总统在首尔和韩国总统卢泰愚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如果朝鲜“履行其义务,采取措施落实核查协议,那么卢泰愚总统和我准备放弃今年的‘协作精神’演习。”34 韩国第二天就正式宣布取消演习。35 但是韩国国防部长警告说,倘若朝鲜试图利用“朝韩双边协议玩弄政治游戏,毫无履行协议的诚意,“协作精神”演习随时可以恢复”。36 在同朝鲜进行谈判的过程中,“协作精神”演习发挥了胡萝卜的作用,如果朝鲜有意背弃协议,该演习就可能成为大棒。

翌年,“协作精神”的大棒角色果然派上了用场。由于朝鲜在核查问题上不肯妥协,一直拖延,美国和韩国国防部长在 1992 年 10 月宣布恢复“协作精神 93”演习计划。37 韩国提出取消演习的前提是,朝鲜在 11 月前批准核查纲领文件,并于 12 月 20 日开始第一次检查。鉴于两国无法达成协议,韩国在 1993 年 1 月 25 日宣布将照常举行本年度的“协作精神”演习。其时韩国总统金泳三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刚刚上台,不想疏远他们的军界人士,因此允许演习如期举行。38 作为回应,朝鲜在 3 月 12 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宣布在条约规定的三个月等候期之后于 6 月 12 日开始生效。39

然后,“协作精神”从大棒又转回胡萝卜。在“协作精神 93”演习期间,韩国在 3 月 27 日指出,如果朝鲜撤销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韩国将考虑永久取消未来的“协作精神”演习。40 朝鲜在同美国谈判代表会谈后,于 6 月 11 日中止了退出决定。尽管会谈中没有正式提及“协作精神”演习,会谈各方心照不宣,达成谅解,以朝鲜履约换取演习停止。41

朝鲜在 1993 年余下的时间直到1994 年初继续抵制核查,致使韩国再次挥舞起“协作精神”这个大棒。1994 年 1 月 31 日韩国宣布,如果朝鲜不允许核查,韩国将继续进行“协作精神 94”演习。42 朝鲜则再次以威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于是五角大楼开始为“协作精神”演习进行部署。43 该年 2月初,韩国国防部宣布定于 3 月 22 日开始“协作精神”演习。44 南北双方又通过磋商并于 2 月 25 日达成“商定结论”:如果韩国取消“协作精神 94”演习,朝鲜将允许核查人员开展检查。45 随后朝鲜拒绝核查人员进场并命令他们在 3 月 15 日出境。尽管这时对“协作精神”演习通常在三月举行而言为时已晚,美国军方仍与首尔磋商改期,考虑在当年晚些时候举行演习。46 其中一种可能是把“协作精神”与 8 月份举行的代号为“乙支焦点透镜”的指挥所演习合并举行,使之成为“一个极大规模的演习”。47 在朝鲜于 3 月 19 日退出谈判后,一位采访记者向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提问“协作精神”演习的举行是否不可避免,国务卿的回答是:“是的,只是时间问题。”48 鉴于谈判拖延数月无果,其间美国总统卡特访问朝鲜以及金日成去世,韩国总统金泳三在 10 月 11 日宣布,除非朝鲜展现解决核问题的诚意,否则将于下个月举行“协作精神”演习。49 最后在 10 月 21 日,根据美国和朝鲜在瑞士日内瓦签署的框架协议,朝鲜同意拆除其现有的核设施,遵从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以此换取轻水核反应堆和其它经济援助。根据此项协议,美国取消了 1994 年的“协作精神”演习。50 截止本文发表之时,“协作精神”演习再未恢复。

虽然“协作精神”演习被证明是有效的谈判工具,一些支持者并不希望此演习沦为换取朝鲜恪守核协议的牺牲品。韩国政府中的一些人士后来认识到“协作精神”演习作为核谈判筹码的好处,但在 1991 年之前,韩国政府和军方认为此演习在保持军队备战及向朝鲜展示武力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在没有取得韩国政府共识的情况下,美国还不准备取消演习,是以向韩国表现美国的承诺。当克林顿政府提出取消“协作精神 94”演习、以换取朝鲜同意国际检查其核设施的建议于 1993 年 11 月泄露给媒体后,金泳三在对华盛顿的首次正式访问期间,在椭圆形办公室对美国在决策程序中将韩国政府排除在外的做法表达了不满。金泳三宣布,是他,而不是美国人,有权就“协作精神”的取消与否做出最后决定。白宫同意金泳三可对此演习的未来做任何宣布。51 若干美国人士也反对取消“协作精神”演习。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莫萨(Charles Krauthammer)形容此演习为“表现美国对韩国防卫承诺的最重要象征 — 一种庄严且具约束力的条约承诺”。52 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也反对取消 1994 年的演习,他说: 
我认为,我们在谈判桌上向他们提出的建议是完全错位的:取消“协作精神”演习竟是因为它可能具有挑衅性。在我担任国防部长期间,我们定期举行演习,我没有觉得这是在挑衅。在我看来,我们和韩国盟友共同举行训练,获取经验和实践,并且继续按照过去军事演习的规模部署演习,绝对必要。53  
虽然军事演习具有效用,美国政府和军方一些官员不希望“协作精神”演习被朝鲜的威胁或许诺所挟持。在克林顿政府考虑推迟 1993 年的演习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将军进行了抵制。54 美国国会数名参议员也反对取消“协作精神 94”。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Bob Smith)认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要进行核查,这不应该和是否举行军事演习挂钩:“用取消‘协作精神’演习来奖励朝鲜的不妥协,是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可怕的信息,这就是履行条约义务可以讨价还价”。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科恩(William Cohen)担心,取消演习将使恢复演习更加困难,因为美国“将被指责激化紧张局势”。55 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认为,以取消“协作精神”演习来“换取一个根本不充分的让步,以此来确定朝鲜核项目的规模,这无疑是美国向外界发出的最坏信号。56 “协作精神”的价值然而,“协作精神”演习的成本越来越高,向朝鲜半岛部署军队、调防及驻扎至少一个月,这一切的运输和供给开支庞大。在 1984 年,仅空军的费用就高达 3,000 万美元。57 到 1991 年,演习的总支出达到 1.5 亿美元。58“协作精神”演习自 1976 年开始以来,各种费用的总计到 1993 年已接近 9 亿美元。59 在预算压力下,国防部中的一些人希望将每年一度的“协作精神”演习改为两年一次。60 国防部长切尼在 1991 年曾考虑彻底砍掉“协作精神”演习,以节省成本。61 在冷战后的国防预算遭削减之时,维持五角大楼主持的这项最昂贵的演习,财政上已经不堪重负。

此外,国防部有些人质疑“协作精神”的军事价值是否与其代价相符。虽然“协作精神”号称是保卫韩国免遭朝鲜入侵的能力演习,从 1979 年以来,这项实兵对抗演习从未按照作战计划(OPLAN)演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空军和海军司令曾提出反对,但驻韩美军司令约翰·A·威克姆上将(Gen John A. Wickham Jr.)坚持认为,演习重点是锻炼部队处置紧急事件,从中获得最大效益,而不希望以“僵硬检验战争计划”来“束缚”演习。62 因此,参演部队被分为蓝军和橘军,模拟东西对抗,而非南北对抗。一些部队在演习中转换敌我角色,或同时扮演两种角色。此外,在“协作精神”演习中,有数支部队与 OPLAN 任务无关,而那些被指定执行战时任务的参演部队也经常不进入 OPLAN 规定的部署地点。一份对“协作精神 84”的空军审计表明,战术空军司令部中承当 OPLAN 战时任务的七支工程兵部队中,没有一支部队参加过此前三次“协作精神”演习中的任何一次。63

从 1990 年代初期开始,对“协作精神”演习的军事价值的质疑开始出现。由于“沙漠风暴”行动的影响,1991 年的“协作精神”演习规模大幅缩减,不过美军驻韩司令罗伯特·W·里斯卡西上将(Gen Robert W. RisCassi)认为此次演习“保持并完成了既定目的”。64 国防部长阿斯宾(Les Aspin)在 1993 年提出质询:如果停止“协作精神”演习是否影响朝鲜半岛的军事战备。65 在美国为敦促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谈判而取消“协作精神 94”演习后,国务院发言人迈克尔·麦柯里(Michael McCurry)发表声明说,“暂停‘协作精神 94’不会削弱我们的联合防卫能力”。66 时任驻韩美军司令的加里·勒克(Gen Gary Luck)表示赞同。他指出,预定的演习规模原本就小:“我们没有为此做大量准备。如果我们能 [在核检查方面] 实现突破,[取消演习] 是明智之举。”67

“协作精神”的替代演习 1991 年,国防部长切尼建议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其它演习,取代“协作精神”,招致一位军方官员批评说,如果说朝鲜“错过了‘沙漠风暴’,现在正赶上重演的机会”。68 勒克将军指出,取消“协作精神”并非是重大损失,虽然军事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但“有许多途径可走”。69 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琳恩·戴维斯(Lynn Davis)在回应取消演习的批评时说,“我们计划继续在韩国举行其它重要的联军演习。”70 美韩联军司令部发言人 1997 年重申了此项保证,宣称连续四年取消“协作精神”演习不会影响备战,因为几个小规模的演习能填补空白。71

取代“协作精神”的各种演习虽然规模更小,但更加真实,至少从 OPLAN 角度来看是如此。其中最著名的是“雏鹰”演习,该演习始于 1961 年,最初是韩军的营级规模演习。1975 年“雏鹰”扩大成联合特种作战演习,目的是检验 OPLAN 任务实施情况。在“协作精神”演习被取消之后,“雏鹰”于 1997 年进一步扩大到军团级实战演练,后来又降到旅级规模。72 从 2001 年以来,“雏鹰”演习同每年一度的“阿尔索伊”(RSOI — 接收、集结、前送、一体化)演习一道举行。73 接收、集结和前送行动是在新部队部署进来之后对兵员和装备进行整合的训练,传统上是在“协作精神”演习期间进行。74“协作精神”取消后,这些旨在帮助部署到朝鲜半岛的人员做好准备的演习也随之取消,因此才在 1994 年启动了“阿尔索伊”演习。“阿尔索伊”主要是电脑模拟演习,运用 OPLAN 的分阶段兵力展开数据,此数据库内列有部队、驻扎地点和行动要求等信息。75“雏鹰”和“阿尔索伊”合成演习安排在原来通常举行“协作精神”演习的春季同一时段,但每次仅向朝鲜半岛增派 4,000 到 7,000 兵力,而“ 协作精神”演习高峰时参战兵力达到近 20 万。76 另外一个替代演习是“乙支焦点透镜”。此演习始于 1969 年,最初由韩美两军各自举行,作为一种备战性质的演习,1976 年合并为联军演习。在 1980 年代后期到 1990 年代初期,此演习演变成一种计算机模拟的指挥所演习,用于训练军团级及以上参谋人员执行 OPLAN,并评估分阶段兵力展开数据。77“乙支焦点透镜”演习每年 8 月举行,通常向韩国增派兵力 3,000 人。78 朝鲜在取消“协作精神”演习的目标得逞后,不出所料又调整了宣传重点,把抨击火力集中到这些替代演习,称“阿尔索伊”和“雏鹰”为“‘协作精神’联军演习的扩大版”。朝鲜进一步指责说,在“协作精神”取消后,“美国和南韩当局将其功能纳入其它大规模的联军演习中,并且不中断地举行针对朝鲜的联合进攻演练。”79 应该说此指责在一定程度上切中要害。平壤秉承对“协作精神”演习的做法,以抗议这些演习为由在 2003 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80

“协作精神”的遗产
虽然“协作精神”从 1993 年以来再未举行过,但是美国从未永久取消此演习,至少没有正式取消。美国政府每年视朝鲜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表现,来决定是否恢复此演习。倘若朝鲜选择不兑现条约承诺,美国会不时提及“协作精神”演习作为威胁。1992 年在美国首次取消“协作精神”演习后,里斯卡西将军曾警告说,朝鲜方面的拖延搪塞“很可能扭转目前为止取得的进展”。此预见果然变成现实,美国在第二年就一次性恢复了“协作精神”演习。8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上将(Gen John Shalikashvili)说,他同意取消 1994 年的“协作精神”演习,但表示希望次年能恢复。82 在 2000 年担任美军驻韩司令的托马斯·施瓦茨上将(Gen Thomas Schwartz)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指出,虽然“协作精神”演习已经暂停,但是“举行大规模演习、高调展示韩美决心、防御朝鲜入侵的选择继续存在”。83“协作精神”演习的幽灵似乎仍游荡在朝鲜半岛。

很少有人怀疑这项演习的军事价值,认为它有效地训练了美韩两军实战能力。而演习的政治价值则体现于威吓及最终说服朝鲜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但演习的取消看来是值得的,毕竟演习的费用相当庞大,也没有演练真实的作战计划,而一些规模较小费用较低的演习同样能满足要求。

有人很可能争辩说,朝鲜最终违反了 1994 年的框架协议,研制并在 2006 年 10 月 6 日试验了一枚核装置,使“协作精神”演习作为核谈判筹码的整个冒险一无所获。但是,如果我们把眼长放远,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作为一个进程,而不是单一的结果,那么运用军事演习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证明是有效的。本文下笔之时,朝鲜已经允许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核查人员返回现场视察其核设施,似乎愿意用其核武器野心换取经济援助和支持。在此进程中,“协作精神”演习曾经并在继续发挥的作用,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具有重大意义。

结语 克劳塞维茨虽将演习称为“真实情况的虚弱替代”,但承认军事演习是提高军队备战能力的仅次于最好的最好办法。“军队通过演习甚至能获得优势,超越那些把训练局限于常规和机械操练的部队。筹划演习,纳入一些冲突的因素,能训练指挥官的判断和常智,由此得出的解决方案非常值得,远远超过无经验者的想象”。84

借助“协作精神”这样的军事演习来展示武力,对停战之后的政治局势施加影响亦体现其价值。军事演习的启动、计划、执行、以及可能的取消,都应包含政治和军事功效上的考量,无论同敌人或盟友打交道,,演习的影响可能具有重大意义。在权衡各种选择、确定演习的继续或取消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得与失时,我们应牢记演习的目的。最后,在做出这些决策时,如果能把成本、演习的战场实用性、其对实际作战计划的相关性,以及替代演习能否取得相同或相似目标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证明对决策大有裨益。

[ 返回《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版  |  读者留言电子邮箱  ]

注释:
  • Jeongwon Yoon, “Alliance Activities: Meetings, Exercises, and the CFC's Roles,” in Recalibrating the U.S.–Republic of Korea Alliance [“盟军行动:会商、演习和韩美联合司令部”在美韩联盟调整中的作用], ed. Donald W. Boose Jr. et al.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ay 2003), 98,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53.pdf.
  • Don Oberdorfer, The Two Koreas: A Contemporary History [两个朝鲜:一部当代史],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84.
  • Michael Armacost 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军务助理 Bill Odom 的 1977 年 10 月 18 日备忘录,此文件已解密。
  • William Chapman, “U.S. Moves to Show Ability to Rush to Seoul's Aid” [美国调兵展现驰援首尔能力], Washington Post, 16 March 1978, A24, https://www.lexisnexis.com/us/ln ... T3325838983&pap=results_listview_Listview&formStateKey=29_T3325836988&format=GNBLIST&returnTo=20_T3325838984.
  • History,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ommand, 1978 [历史,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78], 227, http://www.nautilus.org/foia/foiachrons/c_seventyeight.pdf. 此文件已解密。
  • History,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ommand, 1979 [历史,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79], 253, http://www.nautilus.org/foia/foiachrons/c_seventynine.pdf. 此文件已解密。
  • History,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ommand, 1980 [历史,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80], 209, http://www.nautilus.org/foia/foiachrons/c_eighty.pdf; and History,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ommand, 1981 [历史,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81], 293, http://www.nautilus.org/foia/foiachrons/c_eightyone.pdf. 两份文件均已解密。
  • History,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ommand, 1982 [历史,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82], 337, http://www.nautilus.org/foia/foiachrons/c_eightytwo.pdf; and History,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ommand, 1983 [历史,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83], 367, http://www.nautilus.org/foia/foiachrons/c_eightythree.pdf. 两份文件均已解密。
  • Korean Annual 1987 [朝鲜 1987 年鉴], (Seoul, South Korea: Yonghap News Agency, 1987), 154; Korean Annual 1989 [朝鲜 1989 年鉴], (Seoul, South Korea: Yonghap News Agency, 1989), 163; and Korean Annual 1990 [朝鲜 1990 年鉴], (Seoul, South Korea: Yonghap News Agency, 1990), 158.
  • History,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ommand, 1991 [历史,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91], 161, http://www.nautilus.org/foia/foiachrons/c_ninetyone.pdf. Document is now declassified. 此文件已解密。
  • Maj Gen Frank F. Henderson and Capt Karen L. Nigara, “Team Spirit '93: Classic RSO” [“协作精神 93”: 经典 RSO — 接收、集结与前送], Army Logistician, November–December 1993, 2, http://www.almc.army.mil/alog/back_old.html; and Leon V. Sigal, Disarming Strangers: Nuclear Diplomacy with North Korea [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47, http://www.netlibrary.com/Details.aspx?ProductId=74756&Terms=disarming+strangers&ReturnLabel=lnkSearchResults&ReturnPath=/Search/SearchResults.aspx.
  • 见注释 2,第 74-77 页。
  • Rodney P. Katz, North Korean, Chinese, and Soviet Reactions to Exercise Team Spirit, 1983–85 [朝鲜、中国和苏联对 1983-85 协作精神演习的反应],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1 December 1985), 2, http://stinet.dtic.mil/cgi-bin/GetTRDoc?AD=ADA310433& Location= U2&doc =GetTRDoc.pdf.
  • Adrian Buzo, The Guerilla Dynasty: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in North Korea[游击队王朝:朝鲜的政治和领导集团],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9), 127.
  • History, Commander in Chief Pacific Command, 1977 [历史,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77], 205, http://www.nautilus.org/foia/foiachrons/c_seventyseven.pdf; and History, 1978 [历史,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1978], 两份文件均已解密。
  • Bradley K. Martin, Under the Loving Care of the Fatherly Leader: North Korea and the Kim Dynasty [在慈父领袖的关爱下:朝鲜和金日成王朝],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4), 490.
  • Andrew Mack,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 [朝鲜和核弹], Foreign Policy, no. 83 (Summer 1991): 101.
  • 见注释 13,第 2 页。
  • “Official Friendship Visit of North Korean Party and State Delegation to the GDR” [朝鲜党政代表团正式访问东德], SED Archives, 30 May 1984, quoted in Oberdorfer, Two Koreas, 152.
  • 见注释 16,第 486 页。
  • James Clapper 将军于 1996 年 10 月 31 日接受 Leon V. Sigal 访谈,引自“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21 页。
  • 见注释 2,第 152 页。
  • Michael Harrold, Comrades and Strangers: Behind the Closed Doors of North Korea [同志和陌生人:幕后的朝鲜], (Chichester, West Sussex, England: John Wiley & Sons, 2004), 105.
  • 见注释 2,第 273 页。
  • 见注释 16,第 491 页。
  • Andrew Mack, “The Nuclear Crisi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朝鲜半岛的核危机], Asian Survey 33, no. 4 (April 1993): 340, http://www.jstor.org/sici?sici=0 ... OTK%3E2.0.CO%3B2-9.
  • 见注释 16,第 489 页。
  • 见注释 16,第 150 页。
  • 见注释 13,第 3 页。
  • 见注释 14,第 150-53 页。
  • “North Korea Cancels Talks with South” [朝鲜取消同韩国的会谈], New York Times, 19 February 1991, http://query.nytimes.com/gst/ful ... 0A967958260&scp=2&sq=North+Korea+Cancels+Talks+With+South&st=nyt.
  • 见注释 2,第 250–64 页。
  •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宣言],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31 December 1991 (entry into force on 19 February 1992), http://www.fas.org/news/dprk/1992/920219-D4129.htm (accessed 22 May 2009).
  •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1992–1993, vol. 1 [美国总统公开文件,乔治·布什,1992-1993],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34.
  • Kongdon Oh and Ralph D. Hassig, “North Korea's Nuclear Program” in Korea and the World: Beyond the Cold War [ 朝鲜的核项目对 朝鲜半岛和世界的意义:超越冷战], ed. Young Whan Kihl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4), 236.
  • 韩国国防部 1992 年 1 月 7 日新闻发布稿,引自“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31 页。
  • 见注释 2,第 272 页。
  • 见注释 11“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47–48 页。
  •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Joint Declaration of South and North Korea on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朝韩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联合宣言], (Monterey, CA: 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2), JD-2, http://cns.miis.edu/pubs/inven/pdfs/koreanuc.pdf. ).
  • 同上。
  • Michael J. Mazarr,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 A Case Study in Nonproliferation [朝鲜与核弹:核不扩散案例研究],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121.
  • 见注释 39。
  • 见注释 2,第 301 页。
  • 见注释 41,第 147 页。
  • Scott Snyder, Negotiating on the Edge: North Korean Negotiating Behavior [艰难的谈判:朝鲜的谈判行为],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93.
  • 见注释 2,第 303 页。
  • 与国务院官员 1996 年 4 月 9 日访谈,, 引自“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44 页。
  • 克里斯托弗 1994年3 月 20 日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最新版本》节目 Frank Sesno 访谈, https://www.lexisnexis.com/us/ln ... T3325747576&pap=results_listview_Listview&formStateKey=29_T3325742086&format=GNBLIST&returnTo=20_T3325747577.
  • Moon Ihlwan, “S. Korea Ready to Take Tough Line against N. Korea” [韩国准备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 Reuters, 11 October 1994, 引自“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188页。
  • 见注释 39。
  • 见注释 2,第 296 页。
  • Charles Krauthammer, “Talk Loudly but Carry a Big Stick” [高调会谈,但手握大棒], Washington Post, 26 November 1993, final ed., editorial, A31, https://www.lexisnexis.com/us/ lnacademic/results/docview/docview.do?risb=21_T3328881782&format=GNBFI&sort=RELEVANCE&startDocNo=1&resultsUrlKey=29_T3328881734&cisb=22_T3328881784&treeMax=true&treeWidth=0&csi=8075&docNo=4.
  • Hon. Caspar Weinberger et al., “The U.S. Response to Possible North Korean Aggression” [美国应对朝鲜可能的进犯], Asian Studies Center Symposium (Washington, DC: Heritage Foundation, 15 December 1993),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HL484.cfm.
  • 见注释 11“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48 页。
  • William Matthews, “N. Korean Cooperation Cancels Team Spirit” [朝鲜同意合作,“协作精神”取消], Army Times, no. 33 (14 March 1994): 8.
  • R. Jeffrey Smith, “U.S. Aide Upbeat on North Korea Talks: Limited Agreement Could Result in Upgrading Negotiations” [美国援助刺激朝鲜会谈:有限协议可能推动谈判升级], Washington Post, 6 January 1994, final ed., first sec., A22, https://www.lexisnexis.com/us/lnacademic/results/docview/ docview.do?risb=21_T3328972270&format=GNBFI&sort=RELEVANCE&startDocNo=1&resultsUrlKey=29_T3328972273&cisb=22_T3328972272&treeMax=true&treeWidth=0&csi=8075&docNo=1.
  • Air Force Audit Agency, Review of Air Force Planning and Logistic Support for Team Spirit 84, Project 3085515[审查空军“协作精神 84”演习的计划和后勤支援,项目号 3085515], (Norton AFB, CA: Directorate of Forces and Support Management, 8 August 1985), 1.
  • 见注释 41,第 67 页。
  • 见注释 11“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9 页。
  • 见注释 41,第 58 页。
  • 见注释 11“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31 页。
  • 美军和韩军司令 1979 年 3月呈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信件 2403000Z 号,引自“History, 1979”254页。此文件已解密。
  • 见注释 57,第 10 页。
  • Gen Robert W. RisCassi, “Shifts and Disparities in the Two Koreas” [朝韩的变化和差距], Army 41, no. 10 (October 1991): 122.
  • 见注释 11“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48 页。
  • Michael D. McCurry, “Resumption of US–North Korea Negotiations on Nuclear and Other Issues” [恢复美朝有关禁核及其他问题谈判],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5, no. 11 (14 March 1994): 151,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 ... ispatchv5no11.html.
  • 见注释 55,第 8 页。
  • David E. Sanger, “Cheney, in Korea, Orders Halt to U.S. Pullout” [切尼在韩国,下令停止美军撤出], New York Times, 22 November 1991, http://www.nytimes.com/1991/11/2 ... .html?scp=1&sq=%22cheney,%20in%20korea,%20orders%20halt%22&st=cse.
  • 见注释 11“解除陌生人的武装:与朝鲜的核外交”,48 页。
  • Lynn Davis, “Korea: No Capitulation” [韩国:决不投降], Washington Post, 26 January 1994, editorial, A21, http://proquest.umi.com/pqdweb?index=77&did=72219633&SrchMode=3&sid=1&Fmt=3&VInst=PROD&VType=PQD&RQT=309&VName=PQD&TS=1237572044&clientId=417&aid=3.
  • Chris Simkins, “US/Korea Military Exercises” [美韩军事演习], Voice of America, 6 March 1997, http://www.fas.org/news/dprk/1997/bmd970307g.htm.
  • 见注释 1,第 99 页。
  • “Foal Eagle” [“雏鹰”演习], GlobalSecurity.org,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ops/foal-eagle.htm.
  • Henderson and Nigara, “Team Spirit '93” [“协作精神 93”演习], 2.
  • 见注释 1,第 99 页。
  • J7-Exercises Directorate, “Reception, Staging, Onward Movement, and Integration / Foal Eagle (RSOI/FE)” [接收、集结、前送和一体化/“雏鹰”演习 (RSOI/FE)], US Pacific Command, http://www1.apan-info.net/j7/Exe ... d/155/Default.aspx.
  • 见注释 1,第 96 页。
  • J7-Exercises Directorate, “Ulchi Focus Lens 2006 (UFL06)” [2006 年“乙支焦点透镜”演习 (UFL06)], US Pacific Command, http://www1.apan-info.net/j7/Exe ... d/157/Default.aspx.
  • “Frequent War Exercises Bound to Lead to War” [频繁战演必将导致战争], Korean Central New Agency of DPRK via Korean News Service, 22 March 2005,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 ... -050323-kcna04.htm.
  • “KCNA 'Detailed Report' Explains NPT Withdrawal” [韩国中央通讯社 KCNA 的“详尽报告”解释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原因],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22 January 2003, http://www.fas.org/nuke/guide/dprk/nuke/dprk012203.html.
  • 里斯卡西上将作为联合国部队司令部及联军司令部总司令兼驻韩美军司令在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听证会上陈述:地区威胁和防卫选择, 102nd Cong., 2nd sess., 2 April 1992, 引自 American Forces Information Service, “The Changing Face of Forc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变化中的朝鲜半岛军队], Defense Issues 7, no. 20 (1992): 3.
  • William Branigin, “U.S. General: Korea Still 'Very Explosive'; North's Army 'Considerable Threat' to South” [美国将军称朝鲜半岛仍有“巨大爆炸风险”,朝鲜军队对韩国 构成“重大威胁”], Washington Post, 23 October 1994, final ed., first sec., A33, https://////www.lexisnexis.com/us/lnacademic/results/docview/ docview.do?risb=21_T3325919020&format=GNBFI&sort=RELEVANCE&startDocNo=1&resultsUrlKey=29_T3325919028&cisb=22_T3325919027&treeMax=true&treeWidth=0&csi=8075&docNo=1 (accessed 20 March 2008).
  • 施瓦茨上将作为联合国部队司令部及联军司令部总司令兼驻韩美军司令在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听证会上陈述:2001 年财年国防授权要求和未来年度国防项目, 106th Cong, 1st sess., 7 March 2000, 18, http://armed-services.senate.gov/statemnt/2000/000307ts.pdf.
  •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战争论],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122.
 
作者简介

约翰·法雷尔博士(Dr. John F. Farrell),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毕业,菲律宾大学文科硕士,南加州大学教育学博士,现任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空军大学中队指挥官学院作战学教授,开发为空军军官提供专业军事教育的研究生课程。他在空军服役期间,飞行过 T-37“啾鸣”、T-38“禽爪”、C-130“大力神”、以及 UV-18“双生水獭”等机型,总计超过 3,400 小时,直至 2004 年退役。他也曾在太平洋空军担任参谋职务及美国陆军联络官。法雷尔博士曾在美国空军军官学院及夏威夷、阿肯色和新墨西哥州的若干院校教授世界史、军事史、地区史和美国史课程,以及美国军事大学朝鲜安全问题的研究生课程。
附件: 您需要登录才可以下载或查看附件。没有帐号?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