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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反恐战争的5条启示

诺方按:此文译自美国《联合部队季刊》2007年第4季,原作者为Ma r t i n I . W a y n e。此文翻译的质量有限,仅供参考,其中观点为美方原作者观点,不代表本论坛立场。有关解放军实力数据等译者译自原文未做任何修改,请读者参考原文。本文由一鸣翻译。原文请点击下载。

自从苏联阿富汗战争结束,中国就一直在新疆西北部地区进行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行动日益成熟。中国“反恐战争”重点是在极端主义分子能够对国家造成军事挑战之前的萌芽状态就给予铲除。尽管,因为担心冲突国际化,中国在新疆地区防暴行动一直保密。但现在,中国领导人积极想让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防暴行动是更大规模反恐战争的一部分。
批评家们指责北京没有必要残酷的镇压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并且在911之后将镇压变成反恐战争而获得政治外衣。可能是因为不太了解作战行动的效能和组成,官方很少解释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动。新疆的防暴乱行动是由于党和国家对社会动乱可能动摇政权的决定性的重要的支柱造成的:中国人民相信尽管共产党意识形态丧失了和少数腐败,但是仍然保持着国家团结在一起。
在新疆的打击叛乱的行动中,中国行动的非常及时、有力和广泛性,这防止了叛乱由萌芽状态恶化。中国媒体中经常将车臣和科索沃反恐战争作为反而例子引用,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通过对比阿富汗和伊拉克现在和以前的状态来评估叛乱危害。因为和巴基斯坦和印度克的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其它几个中亚洲共和国接壤,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边境问题,进而宣称他们也深受这种被他们称为“宗教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危害。中国媒体宣称在企图将阿拉斯加州大小的新疆地区从中国控制下分裂出去的武装分子发动的200多起袭击中,超过160人被杀害,440人受伤。
新疆的字面意思是“新的边境”,他是法律上的一个维族自治区。维族是土耳其语系的穆斯林种族。1949年,当毛泽东和共产党开始接管中国的时候,这个民族几乎是新疆地域的全部人口。共产党领导的从东部向新疆迁移人口的计划,使维族成为当地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
19世纪90年代晚期,新疆的暴力事件高涨,此时,持续发生对那些被指责为飞扬跋扈和腐败官员的袭击事件,其程度与巴斯达克人经历相似。跟踪的新疆主要动乱中的中国使用兵力的变化如图1。因为中国不仅使用综合安全力量,而且采用更广泛的政治行动,新疆社会防止叛乱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红旗拉甫边防连在高原山地巡逻


图1 1990到2007年,中国在新疆使用部队的变化
通过研究新疆的反叛乱战役,包括他们的战略、战术和手段,美军军事决策层能够学到关于中国现在的自然环境的和制定更有效的反叛乱政策的5个方面的启示:
        针对和全球圣战相联系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暴乱的本地支持的反应。领导人努力消除叛乱的外部支持,他们认为防暴必须由当地力量集中力量实施才是高效的。
        政府及时、有力和全面的综合使用多种安全部队和政治手段。
        中国在社会中精心设计安全的意义。当安全部队逐渐减少粗暴手段时,他们防叛乱的效能快速提高。
        政府利用深层的当地社会知识,从根上反击叛乱。采用社会中心战让大众反对暴乱和暴乱思想。
        中国的稳定高于一切的做法造成了新疆的高效防暴。领导人将这种威胁看得很严峻。必然,对不稳定的反应一定是快速和彻底的。
因为决策者们的观点与中国相悖,这些启示中的一部分可能不并适合他们。然而,这篇文章是中国人今天的观点,特点是生活在新疆的人们的观点。坦率的说中国的变化归功于以建立一个现代的强大的国家为目标的内部政策。由于模仿美国和欧洲建立的模式,中国的内部也发生着变化,然而,这种变化是很缓慢,且不彻底。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显得非常缓慢,新疆暴乱从范围和规模上都被降低的关键因素是相对自由和提高的生活水平的拉动因素,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由东部向西部辐射,大城市向乡村辐射的承诺。
反叛乱需要让社会反对暴力能够实现政治目标的观念。在分析中国对叛乱和暴乱观念的不同战略、战术和手段之前,我们首先通过分析新疆潜在的和现实的暴乱威胁来划分其阶段。
瞄准本地支持
当领导认识到新疆暴乱的外部因素后,他们反应的重点放在内部因素上。从前苏联阿富汗战争暴发的1979年开始,中国就已经有效的应对与国际圣战运动相联系的发展在西北新疆地区的叛乱。政府使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这些手段的综合使用让社会反对使用暴力影响政治的观点。政治暴力包括起义、叛乱和圣战在历史上一直使新疆不得安宁,近期的动乱的泛滥的直接原因是前前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启示:装备AK-47步枪和拥有真主的帮助可以打败超级强权。如果苏联侵略者被驱逐出阿富汗,其它地方的斗争也是可能的。国家力量再也不显得那么强大了,共产主义也在统治中国方面也被证明失败了。
在东部城市,对政府的不满来自于被腐败和专横的地方官员欺骗的大学,甚至从家庭、邻居、乡村和工厂。在新疆,这种对政府的不满在清真寺和宗教社会组织中传递。
造成新疆这样的原因有很多:从来没有正直的提供过一直在寻求的自治的承诺;朴素的种族主义;凭什么汉族让新疆离开真正的维吾尔族主人;除了国家同意之外宗教活动自由不是政治威胁;自己决定维族事物的甚至是民主的希望;20世纪中期的亚洲中心色彩革命的目标和在前几十年这种希望环抱着新疆;对人权的寻求被专横的政治体制否定了;在一些事件中,宗教身份用作国家力量的挑战。在许多冤情的支持下,对于一个所有人参与的抗议的期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反叛乱学者戴维所主张的:当代的暴乱是复杂的冲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多个角色、组织和意识形态独立的追求他们自己的议程,不是必须有一个制式的或者统一的组织结构,也不需要任何实质上的行动协同。
新疆的暴乱在许多方面与其他地方没有不同。有许多假定的反抗原因,或许驱动动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薄弱。中国最主要的威胁来自于对国家机构不能恰当的反应的觉查。因为安全部队是能够在社会中高效机动的国家机构,残酷镇压被认为是唯一选择。残酷镇压是疏远和激怒社会的苦方,结果是战略上失败的。新疆的政府、社会、教育、宗教机构渗透进了分裂分子。这些关键机构已经被肃清了,并且充满了忠诚的干部。维族干部的数量越来越多。
新疆叛乱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限于边界,事际上,当地叛乱分子活动的开展是基于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一地区适应于同时代的至少从苏联-阿富汗战争就开始了的全球圣战。很明显,从全球圣战中看,因为越来越有效的反叛战争,这种威胁逐渐消失了。
基地组织曾经是一个共同信仰由个体联合起来的组织,他的动机是暴力的推动他的政治观点,通过灌输恐惧和恐慌扩大他的影响力。今天,他是一个单独的国际性的精神性的先驱。而且,他从全球圣战可能的升级中得到启发。这种运动可能会全球性的恶劣的影响一代人的生活,基础是几代。最初是反抗苏联的在阿富汗和巴勒斯坦的训练,后来是在本国和海外基地的训练,提供了关于武器知识、情报、监视、侦察和小分队技能方面的战术。
阿富汗基地开展两种类型的训练:恐怖主义和叛乱。这两种技术的区别在于,一种是训练占少数的武装分子具有在本国和国外让社会屈服的技术,系统的准备好发动让人震惊的袭击;一种是训练占大多数的武装分子成为能够在非规则战争中同安全部队作战的游击队员。
当时,同已经建立的恐怖组织(基地组织最初在其中)对于第一代极端分子是很重要的,新一代的极端分子表现得很少需求这种形式。现在,恐怖分子逐渐有能力隐藏自己并且他们在拉登旗帜下的本地的战斗与基地组织没有组织上的正式联系。成功袭击之后,基础组织领导都能占上光,甚至是背上罪名。当我们努力的寻找用来分类我们当前面临的威胁的词汇时,拉登已经将其置于建立当地的叛乱分子和支持叛乱的分子和海外社团的运动的前线。叛乱主要是本国性事务,同期的全球圣战也不是意外。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安全部队和政治领导经常宣称对于地方问题的外部帮助的存在。几乎每场叛乱都出现过外部联系,但是,如果没有当地人的支持这种战斗就没有动力和意义。通过恳求认同和使其恐惧使当地人支持叛乱。
在新疆,叛乱和反叛乱同时发展着。当叛乱变化特征时,反叛乱与之相适应。然而,新疆的叛乱与其它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按照自己的轨则发展,分离于叛乱技术起伏的影响。
从2001年开始,从1990年到2001年伤亡的官方统计数字一直没有修改。然而,不同官方引用的情况会有稍微的不同,尤其是在数据方面,这种差别多数轻易的被解释为误述,而不是故意的重新计算。至目前为止,西方学者一直不能采用大多数公开媒体报告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白皮书试图解释中国的恐怖主义问题,但是中国政府很少反应以减少对世界其它国家的误解。
除了袭击统计,至少从下面其它两种手段可以看清叛乱:受训的叛乱分子数量,社会对叛乱支持被视为可行的途径(或许是唯一的途径,选择认同或恐惧)。中国宣称90年代超过1000名中国维族人在阿富汗基础接受过训练。另外,报道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头目哈桑马舒木与其它基地组织布置,和武装嫌疑犯2003年10月在巴勒斯坦北部的交火中被击毙。根据媒体报道,中国继续推动巴勒斯坦消灭和遣返渗透中国南部边境在巴境内寻求庇护的维族武装分子。
从公开媒体获得的信息的可信度很难用于评估。根据国会研究服务机构的情报,关塔纳摩捕了22名维族人。报告说,其中5名是失误才到那儿的。在长时间外交努力和中国的谴责之后,这些人没有被释放回中国,而是遣送到位于阿尔巴利业的联合国难民营。一个不合理的理由是因为害怕如果被遣返回中国,中国将会对他们严刑拷打甚至处死他们。甚至有报道说,那些人被为了获得奖金的人绑架,并当成恐怖分子以大约5000美元的价格买给美国部队。在长时间否认在阿富汗接受过任务训练之后,5名阿尔巴里亚人说,他们去托拉博拉山区外面的维族营地是因为那是的食物是免费的。他们学习了射击和旧攻击武器,并没有问任何问题。关塔纳摩的10名中国维族人被认为接受了军事训练,为了能够返回中国使用他们新的准军事叛乱技术。剩余的7名被认为是拉登组织的骨干分子,将会在任何地方发动下一次圣战。
早期地、强制的和综合的行动
单纯的简单的粗暴镇压方式并不能从中国控制下的复杂的新疆阻止叛乱。最多,最残暴的部队能够获得短暂的战术上的胜利,然而,战略上的效能是最终通过政治手段重塑造社会形成的。学者们通过回顾历史上长长的失败的反叛乱的列表得出,需要在控制局势和社会意识到部队的命令可能导致失败之前对付叛乱。因为没有其他能够应对这种威胁的力量存在,中国在新疆早期的对付初期叛乱努力是军方的事务。
随着叛乱的发展,中国很快建立了能够处置全谱暴力事件的部队
-不采取军事行动而是民兵,然后是警察部队,这些力量更能进入社会。政府的行动更加有力并且建立了更加恰当和有效的与社会结合的部队。政治工具是可以改变社会环境的基础性手段。结果,今天新疆社会很少能够接受叛乱。简言之,中国通过由下至上的途径促使社会发生变化。
中国起先反应是残酷的,使用军事力量直接对付社会,镇压暴乱,主张使用解放军。从90年代起,随着反叛乱战役的发展,武警、建设兵团民兵、公安局、地方警察开始发挥作用,变得不仅能够在城市、而且能够在乡村和城镇显示他们的存在。这些机构逐渐选用维族干部,通过维族人宣传信任、责任,因为种族担忧和害怕培养新的叛乱分子,对更高职务的提升却是很慢的(就像在车臣许多抵抗领导的叛乱分子曾经是安全部队成员)。
中国媒体谈及新疆四位一体的防御力量:解放军、武警、建设兵团、中国人(如图2).这里中国人的词语指的是新疆的从东部省迁移过来的汉族人口。当中国共产党在公元1949年控制中国的时候,汉族人员大约占新疆人口的6%。到2005年,估计新疆人口的50%都是汉族人。2005年,新疆大约有1亿汉族人,9千万维族人和几千万其它主要穆斯林种族的少数族群,包括回族、吉尔吉斯斯坦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斯坦族。
中国在新疆综合安全部队规模扩大了,质量提高了。他们变得更加专业,掌握更多当地知识。这些改进了的部队的存在扩展到更多地方。在国家计划中给予当地人更多的服务,而享有较高声望。通过民兵的内部情报机构和当地警察,这些手段将反叛乱从军事行动降低到暴力事件。中国混合安全力量一起变得更加有能力对付社会不让暴力事件升级。安全部队生来就是完美的,残酷泛滥发生甚至最自由的社会。今天,新疆部队被指责严刑拷打嫌疑犯甚至是小毛贼。战略上,将这些极端减少到最小是防止抗议从偶然事件演变成对暴乱和爆炸镇压的反抗的关键。

图2:新疆四合一防御力量

创造有意义的安全
安全并不只是军事部队。为了让反叛乱成为一个战役而不是短暂的战术成果,必须使用最少的部队主导战场并且赢得和重塑社会营造一种敌视叛乱的环境。除了建立更能力更强的部队外,中国发动了一场综合战役,通过使用管理、教育、信仰和经济手段转变社会。
19世纪90年代,中国新疆的叛乱扩大到顶峰,此时,中国发现其在新疆的政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种威胁不是来自于野蛮的暴力,而是来自于察觉到分裂分子和其思想向地方政府机构的渗透。虽然炸弹能够通过恐怖和官方妥协推动社会反对国家,但是新疆的叛乱运动被认为由于对政治思想和基础组织的渗透而变得更加严重。中国感觉处在不安全的环境中,中国军军事力量在新疆的存在不仅肃清组织机构分裂主义嫌疑犯而且清除分裂主义思想。这样,软政策从强制合作到真正融合,这项计划仍然在继续推进。
当地人解释说,新疆的治理是由公平的政府和党组织实施的。主要政策是由汉族官员制定的。少数官员是少数民族,主要是维族。比如,在一所大学里,校长可能是汉人,而党委书记是维族人。地方官员应当由维族行政官员和汉族党委书记组成。当地退休的领导说,知识谁在各级掌握权力的关键是看哪个职位是汉族人控制的。尽管新疆是深深的基本的民族分化的曾经拥有自民族差别意识的社会,但是,19世纪90年代肃清后,党和国家一直努力越来越多的吸收忠诚的维族人进行政府机构。这些维族官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是没有宗教信仰。
现在,维族官员掌握了比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时间都更大的权力,也更虔诚。然而,少数民族官员担心如果他们使用这些权力,他们可能越过界线,可有会遭受严重后果。这些少数民族官员在政府和党组织中的行为将会决定中国对新疆控制的战略生命期。给能干的少数民族官员越多的权力,这种权力的效果将会更好。紧跟党的时代,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很容易评价。很多情况下,那些在新疆大学和政府中心抗议事件中保持沉默的人后来都被认为是忠诚的。
教育是反叛乱主要考虑的事情,因为社会对自己历史和未来的观点处在危险之中。在新疆,地方学校采用维族和汉族向社会开放提供教育。在这些学校受教育的维族人可以找到一份体面的用当地语言教授北京课程的工作。在中国人的眼里,这个战略在推进维族人加入教育系统方面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2004年,在高等教育中对维语的使用减少了,这有利于下一步的推进:教育主要采用汉语(普通话的中国名称,字面意思是汉族人的语言)。教育内容同时也是由党和国家控制的,间谍和眼线被认为接受过警校的培训。
新疆的宗教活动远不象西方媒体普遍报道的那样受到限制。报道说,平常人加入和退出清真寺并不会受到阻扰。在政府机构任职的人受到限制,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没有宗教信仰将会更好的为所有人服务,那些公开拥护某种宗教的人将会只代表那种宗教的利益。宗教活动的内容好像减少了:教士们可能被告知,当宗教活动的内容被认为涉及政治,那些被触犯的领导和团体将会强迫或者取消宗教活动,有些时候甚至采用严重的手段。当地人声称为了监视反党分子,清真寺和其它宗教场所,象教育系统一样受到安全部队渗透和监视。
胡锦涛主席说,经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然而,尽管新疆有形的物质发展从城市中心逐渐向乡村辐射,但是,当地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利益并且由于普遍的民族歧视他们被排除在经济发展之外。尽管新疆经济发展是统计事实,但是,他对支持叛乱造成了煽动性的影响:维族人认为这种发展是新疆之外的汉族人侵入新疆抢占当地自然资源和工作的看得见的信号。通过在新疆的局限性调查证实了这种感觉。例如,许多地方的道路建设工人几乎全是汉族人,银行职员也几乎全是汉族人,多数物质发达的城市也拥有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
由底至顶的反而叛乱
如果这个系统充许对其战略和效果进行标准调查和分析,“责任从家庭开始”应当成为中国反叛乱的格言。多数美国反叛乱手段,包括军事的和国民的,都强调了反叛乱的非军事方面,中国推行的反叛乱策略可以称之为社会中心战。除了美国条令中的人口中心手段外,中国的方法是将责任分派给社会的所有团体。中国的各种团体,包括国际的和国内的,对其行为和成员负责。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和双边关系,中国向中亚国家施压,要求他们控制他们的维族人口防止他们损坏中国利益。报道说,中国还在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情报合作,主要责任是政府机构管理好自己的辖区。
在新疆,使用这种社会中心战战略,社会的每个团体都对其普通成员负有责任。地区政府、也包括基层组织、乡村、邻里、家庭都对其成员负有责任。雇主,特别是政府直接控制的那些,必须要说清楚其雇员。19世纪90年代后,新疆变动职位和找到新职位的机会受限,很大程度上是受这个战略所害。预防问题失败或者对不良行为或安全部队严厉警告没有正确响应的结果是不论是官员还是平民都将被开除(包括住房、医疗、和收放在一起)甚至更糟糕。报告说一些家庭一定会受到安全部队的威胁,如果丈夫、父亲、或者儿子在事件或骚乱中后没有自首。
从而,人口中心战可以被解释为了保护人口的安全免受外部因素、坏家伙和作恶者的伤害,社会中心战方法的目标是那些有暴力行为的人和暴力抵抗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为了抵抗制造多起,通常是重叠的恶果。中国,这种社会力量结构围绕地理、家族、和经济组织设计。因为不同社会团体是不一样的,一种重点是让各种社会团体反对叛乱的方法将会被广泛的实施。
除了军事力量,解放军和武警,中国增加了在骚乱发生前和发生时能够在社会中机动的安全部队。公安局和地方警察部队一起在各种场合部署间谍和眼线。学校、清真寺、工厂、社区都感到被渗透和在国家的监视之下。
新疆,采用社会中心战,社会的每个团体都要对其普通成员负责。
普遍的监视对社会产生了级数性的效果,这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情报收集方式:由于个体害怕因为未能向政府报告违法活动而被受到参参与和支持了那些违法活动而驱使他们向政府报告。此外,中国安全部队让社会团体对其成员负责。不仅这些消极的手段被采用,而且这些行政、教育、经济发展和宗教等方面的上面描述的积极手段推动社会支持远离叛乱,面向更好的未来团结成一个新的发展中的国家,开辟一条道路,然而是缓慢的和痛苦的。
形成反叛乱
新疆的反叛乱被寻求有限的政治愿望所激活:中国人民需要稳定的内部环境和给予政权削除外部威胁的行动自由。中国共产党主要关注其建立在一党制国家之上的地位的维护,推动和帮助国家响应建立外部稳定的局面。党领导下的国家必须建立人民群众需要的关于稳定的观念。内部稳定是中国所有战略利益的主要因素,因为他能够使所有目标实现,包括经济繁荣。
稳定优先从两个方面促进高效反叛乱。首先,地区领导迅速认识到,他们必须迅速的完全的平息动乱,并且拥有国家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和无论官方行动将是什么都会得到核心人口的默默的支持。就象中国其它地方一样,接受全国的安定将会创造更好的未来这一观点的人会越来越多。接受新疆的这种前景受益于更加融合于中国大环境而彻底的不支持叛乱和推动维族和维族社会在行政管理、商业、宗教和教育中变成积极的维护稳定的角色。
新疆动乱的前景将会动摇政权的稳定的外衣,并且如果中国人民一致支持,将促进全部行政行动。简单估计,因为中国人民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岁月,他们需要安定的政治环境。最核心的原因是,过去自我造成的伤害换取今天在全国范围努力构建新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政府机构期。中国的改革战略是先东、后西,先经济后政治体制。
中国共产党关心的是建立在国家之上的自我地位,国家必须构建内部稳定的民众意识和事实。党和国家积极经营由前期社会政治动乱的负面作用换取的机遇期和社会认知的渐进式的但是重大的变化的积极的牵引作用。矛盾的是,当社会渴望稳定并且信任当前国家领导人积极的工作,但是当地对权力的使用常常是未加限制的、反复无常的、腐败的。骚乱,当地方官员笨拙地费劲地谋取私利的时候,经常性暴力事件和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在许多实例中,多余的逐步升级的财产纠纷和计划生育产生社会动乱。
在19世纪90年代,中国范围内政治抗议事件显著增加,这种趋势继续增加。顶峰时期,2004年群体事件达到74000件,2005年社会秩序犯罪达到87000件。官员的报告和中国媒体的报道声称统计结果表明2006年此类事件将下降20%。然而,这些数据变化是由官方和媒体报告和统计方法的改变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政策调整造成的这会变化引引起的。而且,骚乱事件的公开媒体数据和通过国内发行的范围密切联系,可能在于事实的影响而不是事实本身。
根本上,中国领导人必须在害怕叛乱的老一代退出历史舞台和新一代逐渐趋于成熟和勇敢的社会轮替完成之前,在社会中能够并且开创社会变革。当分歧和骚乱开始动摇无数地区核心的时候,四周的威胁(比如新疆,西藏,台湾)逐渐降低。在新疆,中国同时采用强硬手段和伟大的繁荣的未来的承诺换取时间,国家下一步的挑战是在腐败的反复无常的官员败坏和彻底削弱全部的国家计划之前,改革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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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过客. 于 2010-5-16 12:28 编辑

这篇论文基本上是一篇假装憨厚假装外地人笔法的一派胡言,可以确信这篇文章是中央情报局民族间谍亲自写作或雇佣东土耳其斯坦维族恐怖分子写作出的一篇谎言。
它主要由两个写作特点:
一、在次要方面说些貌似客观事实的话来迷惑读者,让读者误以为他说的都是对中国中央政府比较公平的实话,实际上暗藏了教唆维族人巧妙利用当局政策搞恐怖活动的内容。例如,文中说:“宗教活动远不象西方媒体普遍报道的那样受到限制”,这话不仅符合事实,更重要的是掩饰了事实。事实上新疆的宗教活动完全如洪水泛滥,根本没有任何限制。其实作者是十分赞赏这种局面。所以他才一方面说宗教活动没有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乘机教唆指导新疆维族人如何利用大量的宗教过分自由的土壤从事分裂恐怖活动。
二、在主要方面说些拍马屁粉饰太平的话来迷惑读者,让读者误以为新疆打击恐怖分子非常及时有效值得美国学习,实际上是想麻痹哪些不了解新疆的人放松警惕。例如,文中说新疆四位一体打击恐怖分子的措施值得美国学习。这完全是转述新疆一些贪官粉饰太平的话。目的是哄骗中央政府不要再施加打击恐怖活动的压力了,哄骗中央相信新疆以往对付恐怖分子措施都是非常及时有效的正确措施一点错误也没有,哄骗中央采取一面倒的怀柔政策。以便其利用对手麻痹状态从容采取逐步把新疆分裂出去的战略措施。
整篇论文充斥这种似是而非粉饰太平的内容。如果因为相信这种言论而忽视新疆目前十分严峻的危机问题,放任某些贪官在粉饰太平中谋取私利,顶多20年新疆就会被从中国分裂出去。例如:这篇论文发表于2007年,如果新疆反恐局面真像他粉饰的那么好,2009年7月5日会在乌鲁木齐爆发针对汉族老百姓的大规模恐怖杀戮事件吗?更可悲的是,据说,现在居然有人把7.5事件的处置都粉饰成时及时科学打击恐怖活动的光辉案例了,我听到这种话真是毛骨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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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一个美国教授在美国的防务期刊上专门撰文意图欺骗中国领导人和普通民众?这个假设未免太离谱了吧……

人家只是从公开的资料和叛逃的维族人能提供的材料中寻找线索解释给他们带来疑惑的现实:中国西部边疆能够恐怖主义席卷全球的时候保持相对的稳定。

我实在找不到理由相信这位作者是因为收了中宣部的5美分而写了这篇“粉饰太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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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来都是善于借鉴他人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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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错漏太多,应该是用软件翻的,不忍卒读,与其放这类东东还不如直接把英文原文贴上来。
于无字处读书,从肝胆处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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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质量确实差,所以原文已附在里面,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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