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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空军与学术研究

Clash of Cultures: Air Force vs. Scholarship

作者:约翰·法莱尔,美国空军大学作战教授(John Farrell)

提要:现已升任美国教育和训练司令部司令的洛伦茨将军在担任美国空军大学校长期间,积极推行军事教育改革,在《空天力量杂志》发表“改进空军教育,适应长期战争和未来需要”专文(见本刊 2007 年冬季刊),并在其它许多场合发表类似演讲。法莱尔教授即在此背景下发表本文。


前空军大学校长洛伦茨中将试图在空军中加强知识型领导,这是一场攻占山头的硬仗,因为空军一向重军事作战才能而轻学术研究才能。扬抑之间,卧着一条文化的鸿沟。文化的差异,影响着军事教育,也对军官学者的职业发展提出了挑战。

在空军内部,大多数亚文化职业领域都注重强化军事服务的文化氛围,崇尚军事作战、军事技术和军事管理技能。在飞行等作战专业领域,推崇的是武士精神;在维修和工程等技术领域,强调的是空军对技术的依赖;在财务和人事等领域,遵循的是空军领导人长期器重的管理和组织原则。

于是人们也许认为学术研究才能与军事服务的文化格格不入,因为它不大容易归属到其中的任何一类,而且理论研究难以立竿见影,在注重速见成效的军事文化中很少得到鼓励。高等教育的院校环境也与军队的指挥结构链相左,后者的特征是明确的上下级服从关系。此外,鼓励百家争鸣并保护有争论性、甚至有攻击性言论的学术自由与部队那种体现统一、忠诚、服从的纪律文化更是背道而驰。

这些文化差别表现在工作量的优先分配上。在民间高等教育界,绩效是通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来评定,重教学还是重科研要取决于院校,但是一般都认为科研重于教学。比起那些科研成果平平的优秀教师来说,教学能力不突出但科研卓有成效的教师通常更有发展前途。但担任顾问、系主任或委员会委员、或者参与教学管理 — 这些服务性工作通常都被看做是义务性的,在工作评定中没有多少价值。

这种评审标准在军事高等教育界正好颠倒过来,只要看一看军官教员的绩效评估报告就可发现。为了表现指挥潜力,军官常常强调自己的行政服务经历,如任过系主任、负责过某个重要项目、参与过某小组的工作、或是担任过重要的财政责任。军官本应该是称职的教员,就像他们应该做好任何其它职业领域的本职工作一样。然而,教学能力很少得到承认或受到奖励,最起码在职业晋升方面是如此。 科研作为学术界的重心所系,很少有人问津,其部分原因是时间与资源的限制,但是也因为军官们认为:与其在一个主要科研项目上投资大量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担任一些不同的服务性职务,这些职务能出成果,也能显示他们的作战领导素质。

其结果,那些有潜力也有抱负升到将官的空军军官再无意投身学术教育或攻读博士学位,他们担心战地经历的不足会无可挽回地损害自己的职业前途。应该感谢洛伦茨将军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做报告时都提到:持有博士学位的空军军官常常能晋升到中校,“然后,我们便将他们击落”,以缺少作战经验为由,拒绝提升他们为上校。洛伦茨将军试图改变空军高级军官缺少高级学历的现实,呼吁从战场调回武士,把他们造就成空天力量的思想家。具体地说,他的思路是在空军指挥参谋学院中挑选出有学术潜力的战场武士,送入高级空天研究学院和空军战争学院进一步深造,攻读战略研究博士学位。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想把学术追求纳入目前的军官评定体制,从而改善空军学者的环境。

只在内部调整而不是大张旗鼓地改造军官评定体制,使更多空军思想家进入高层领导,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因为要想改变一届军官晋升委员会,可能比迁移一座坟场还要艰难。 然而,如果空军真想通过思想革新来推动转型变革的话,那么,空军必须考虑为这些有学术才能的军官另辟蹊径,使他们得以重用。也许在考评空军将士的晋升时,晋升委员会不仅需要考虑指挥才能,还要考虑知识才能,保证晋升者能在愈趋复杂的世界中与时俱进,始终理解并发展我们的空天力量。
HERE I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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