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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侵略者”计划培养天空太空网空一体化环境作战飞行员

Developing Airmen for Integration into Air, Space, and Cyberspace: The New Aggressors作者:大卫·R·史迪威,美国空军上校(Col David R. Stilwell, USAF)* 振兴假想敌“侵略者”计划,能拓展天空、太空和网空领域的训练机会。本文详细论述由多家组织历经多年发展而成的“侵略者”计划及其基本原则,此计划有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暴露现行武器系统和战术中的弱点,从而有的放矢加以改进。进一步,本文讨论如何在以空战和空防行动为主的当前“侵略者”计划中纳入太空和网空能力,并探讨未来发展趋势。

我军当前军事任务繁重,必须优先考虑作战需要,着眼全频冲突的军事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后。自不必说,高端训练机会更受制于诸多原因。但重大战争迟早可能发生,美国多年来研制和保持的技术优势将在战争中经受考验。回溯美国空军过去 61 年的成功,我们不可仅仅归功于技术优势。事实上在越战期间,正是因为过度依赖技术,而导致我们的空中战损率高于预期。美国空军之所以比敌人技高一筹,靠的是正确运用技术。实战训练就在于培养空军将士正确运用武器系统实施预定任务,同时正确应对意外情况。这样的训练,不是教导他们思考什么,而是如何思考、反应、决策、适变,最终克敌制胜。

对抗训练部队(OPFOR 或“红军”)作为“磨砺空军作战技能的磨刀石”,是真实而有意义的训练中的关键组成部分。1 如果对抗部队扮演着过时的、不真实的、或其它非代表性的威胁,那么空军将士要么越学越错,要么一无所获。意大利军事家杜黑的名言“胜利只垂青那些审时度势预测战局变化者,而非坐等变化被动调整者”固然有其道理,但除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外,还必须知道如何应对突发事件。2 对一支有效的对抗训练部队而言,它的任务就是评估现状、展望未来、预测和模仿下次威胁,并且独立于主流部队、即“蓝军”。这样做方可磨炼蓝军,促使蓝军为打赢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并在实施既定战术、战技和战规(TTP)过程中学会根据具体情况活学活用。基本的战术训练只是打基础,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调整提高、随机应变、战而胜之。振兴空军“侵略者”计划,依靠这支部队专门分析并展现敌人目前和将来可能采用的系统和战术,可暴露我方战术中的问题,从而既加强基础训练,又培养官兵灵活机动能力和思维积极性。

过去 36 年来,假想敌“侵略者”计划一直向作战航空部队提供高端训练。该计划发轫于越战后期的 1972 年,其时,美国战斗机和飞行员可以炫耀的技术和战术优势已经所剩无几,交战比分降到令人沮丧的 2.4:1,有一度美军的 F-4“鬼怪”和 F-105“雷公”战机同越共的米格-19“农夫”和米格-21“鱼窝”交手,战绩更跌为平手。3 虽然我们现在已认定发展对抗训练部队是一种积极的训练途径,但在 1972 年,专门指定一支部队驾驶类似米格的喷气战斗机,学习和训练敌方战术,却充满了风险。彼时彼地,头等大事就是如何降低风险,开发异型机空战训练无疑是在招灾惹祸。作战航空部队领导坚持认为,培养飞行员专门和自方战斗机对抗,在演练中会玩命地滥用更快速更灵活的模拟敌机,导致失控和空中相撞,甚至机毁人亡。4 但时过境迁,今天这类训练的益处已显而易见,与模拟敌机进行对抗训练已成必不可少的训练课目,只有如此,飞行员才能做好准备,与真实世界中不同类型的敌机交手,夺取最终胜利。

想当初,“侵略者”飞行员虽然经常主动提出前往某个空军基地,展示飞行技术、提供对抗训练,却多招致冷淡的回应。队员们回忆说,“在战术空军部队事故率高的时期,空军联队司令特别害怕让我们来。” 5 他们担心“内利斯空军基地的这班家伙”不仅会导致事故率上升得更高,还可能招致更多的审查。如果一个分队在对抗训练中表现不好,分队的领导怕“侵略者”会把成绩记录在案并逐级上报。1973 年,弗罗里达州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的 F-4 训练分队同意接待新近重新命名的第 64“侵略者”飞行中队和尺寸及机动性均模仿米格-21 的 T-38 教练机。6 这是“侵略者”第一次“路演”,它真实再现越战期间观察到的米格飞机的机动能力和战术,但根据观摩者的需要加以调整,从而使在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的 F-4 学员和教员,在没有真实导弹和炮弹的威胁下通过摸索获得提高。三十五年后,各飞行联队都迫切欢迎“侵略者”来访 —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与异型飞机进行战术对抗演练反而简单(因为如与同类飞机交手,视距外和视距内的敌我识别过程更加复杂)。“侵略者”对抗训练还可引入各种未知因素,对飞行员的适变能力构成挑战和磨练。
有效的训练?在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巡回表演的 11 年后,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空军战术战斗机武器中心司令官尤金·费希尔少将(Maj Gen Eugene Fischer)召集第 64 和第 65“侵略者”中队全体飞行员开会,训斥其中一些飞行员缺乏训练专业精神。7 “侵略者”中队 A 级事故率(人员死亡、飞机坠毁或损失超过 100 万美元)在1984年猛增到每 10 万飞行小时为 22.9 起。在一年内,第 64 和第 65 两个“侵略者”中队共坠毁 5 架 F-5 战斗机。如把“侵略者”除外,则战术空军司令部的事故率为 1.9,同今天的事故率大体相同。8 空军首脑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侵略者”计划非但没有使空军更强大,反而降低了空军的能力。机械故障仅占一连串事故中的一起,其它事故完全由飞行员操作失误所致。然而“侵略者”成员都是飞行员中的翘楚,通过选拔脱颖而出,因此事故并非源于飞行员缺乏技术。费希尔将军认定问题的症结出在思想动机上,并进一步聚焦到飞行员的态度上,他指出飞行员自傲自大,以“不惜代价打败对手”的心态来实施“侵略者”对抗训练任务。尽管“侵略者”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向作战飞行部队提供高度逼真的对抗训练环境,“侵略者”飞行员却总是以教训对手“跌跟头长见识”为借口,不惜绷紧甚至违犯对抗规则,故而获得“牛仔”恶名。虽然“侵略者”特许令要求其飞行员扮演一个足以挑战蓝军的凶狠对手,是以改进蓝军战术能力,但是在“不惜代价打败对手”的思维定势下,假想敌性质的陪练支持遂演变成“内利斯自由式”发挥。9 另一方面,“侵略者”不仅扮演了挑战性的威胁,更越走越远 — 把打败蓝军变成最终目的,而不是提升蓝军的能力。10

1990年,“侵略者”计划再次陷入困境,这次是由于预算紧缩。在冷战后的预算优先事项辩论中,财政压力压过了“侵略者”计划的价值。因为“侵略者”中队无法同时向所有的战斗机部队提供假想敌陪练支持,空军许多联队只能利用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来模仿威胁,继续开展内部训练,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空军战术手册就如何模仿敌人飞机、武器和战术给出指导,蓝军指派自己的飞行员扮演红军来陪练蓝军,这样做当然不利于陪练飞行员自身的蓝军技能。因此,空中作战司令部(前身为战术空军司令部)在年度训练点数计算中对红军飞行员飞行架次加以限制。11 随着蓝军的装备和任务组成越来越复杂,飞行员对投入时间来学习并正确执行敌人的新兴战术也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当然,从纯务实的成本计算角度来看,作战部队在现有飞行小时计划基础上增加扮演红军的飞行架次,要比组建和支持专门的假想敌陪练中队要便宜。12 正因为如此,空军解散了太平洋空军部队和美军驻欧空军的 F-5“侵略者”分队(分别是第 26 和 527“侵略者”中队),以及驻在内利斯基地的第 65“侵略者”中队。第 64“侵略者”中队则被缩编为一个飞行分队,仅核准 6 架 F-16 战机和 10 名飞行员,后来又被纳入第 414 战斗训练中队(“红旗”军演专用中队)。13 这支专业化核心部队对临时派到内利斯基地的飞行员进行训练,以在红旗军演和对美国空军武器学院的支援中,加强红军的表现。这种训练安排固可在数字统计上显示假想敌威胁挑战,但以战术水平而言,业余假想敌自然不及专业“侵略者”,因此,训练质量大打折扣。

2003 年,当时的空军副参谋长迈克尔·莫斯利上将恢复了内利斯基地的“侵略者”计划,重建第 64“侵略者”中队,核准将专用飞机初步增加到 12 架 F-16 战斗机(2009 年最终增加到 24 架)。14 在2006年,莫斯利将军进一步重建了第 65“侵略者”中队,配备了装有升级雷达和航电设备的 F-15C“鹰”式战斗机。在过去,“侵略者”计划只使用老旧且能力差的空军战斗机来模仿敌机,以减少成本,而升级后的 F-15 能使“侵略者”准确模仿前苏联第四代战斗机的动作。飞行部队的裁减,使这些 F-15 派上新的用场。另外,美国空军在与驾驶前苏联现代化战斗机的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飞行员进行对抗训练后体验到:美国不可忽视几乎是势均力敌的别国空军,这意味着:“侵略者”必须模仿包括最危险潜在敌人在内的敌手。在很多方面,第 65“侵略者”中队的 F-15 要比作战部队的 F-15C“鹰”战斗机在技术上更胜一筹。

与此同时,“侵略者”计划进一步扩大,把天空与空防(为简单起见,二者在本文中称为“天空”)及太空和网空的所有“侵略者”假想敌训练活动整合起来,组成第 57 假想敌战术大队,战术大队中还包括第 547 情报中队,从而把“侵略者”和情报之间的密切关系延续下去。假想敌战术大队中每一个中队也都包括情报人员,帮助搜集情报和从事研究。“侵略者”计划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行动和情报密不可分,“侵略者”部队的所有操作人员都接受过情报能力和情报局限的训练,花大量时间研究敌人。15 在不断参与军事行动的过程中,情报官和士官在支援方面得到的评价要远远好过在其它方面的评价,该大队自成立以来,把“侵略者”计划中原本互相独立的各种对抗训练整合起来,收效甚丰。

假想敌战术大队目前继续采用这种模式,其特许令要求的一部分是把天空、太空和网空领域中的所有“侵略者”活动归并到一个独立组织的集中领导之下,构成最能代表对手威胁能力的假想替身,使战术大队能够展现假想敌天空/太空/网空连贯而真实的现状。有了积极、专业的“侵略者”计划,其他作战部队就能专注于磨练自己的战术,而不必负担额外的陪练任务,即被部署到内利斯基地,向武器学院和红军军演提供假想敌陪练支援。假想敌战术大队的这种做法能提供准确及可预见的高质量威胁训练。在内利斯基地为武器学院、第 422 测评中队和红旗军演承担陪练支援责任时,假想敌战术大队还有可能承担自己的费用,省却作战编号部队不得不部署到内利斯提供此类支援的麻烦。

过去36年间,“侵略者”计划虽有不少失误,总体上在持续地改进和发展,从一支小规模专业部队扩展到当前的能力规模,在红旗军演期间可挑战 80 多架战机。痛苦的教训,包括 1984 年的多起事故,在“侵略者”计划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并对当前的扩展期持续产生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总结过去三个最重要的教训,相信对空军的天空、太空和网空训练会有启迪。铭记这些教训,有助于“侵略者”计划在继续发展和适应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
不惜代价打败对手的心态费希尔将军 1984 年曾对“侵略者”计划提出严厉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惜代价打败对手”的心态腐蚀着军人,最终导致这项计划丧失其为蓝军担任陪练的主要目标。“侵略者”计划在建队的最初近 12 年里,享受着可精心挑选经验丰富能力卓越的飞行员的待遇。经验和能力是专业水平的关键组成,如果一名飞行员驾驶现代化飞机而不能流畅地执行蓝军战术,要想驾驶性能逊色很多的 T-38 教练机和 F-5 战机来模仿红军的战术就更无从谈起。如今反思过去,当时采用的亚标准飞机、战术的限制,还有只按卓越飞行纪录选拔飞行员(那些习惯于总赢不输的人)的做法,结合起来导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滋生。不顾一切只求赢的理念与战斗飞行员在训练中所学的一切完全背道而驰。飞行员从一开始学习战斗机基本防御机动操作程序时,就被告知“永不放弃”。但即使是最成熟的“侵略者”飞行员,一被提及在军事演习中被“干掉”,总是耿耿于怀。

防止“侵略者”滑入“不惜代价打败对手”的心态,需要从几个方面改进,包括认真挑选飞行员,强化中队领导,并不断强调“我们的存在就是担任蓝军陪练,蓝军赢则大家赢”的观念。此外,还需要高度成熟,知道如何从担任作战陪练中获得成就感。第 64“侵略者”中队的创始成员埃德·克莱蒙斯这样说过:“担任‘侵略者’角色的最好感觉就是在演练返回途中气喘吁吁,疲惫不堪,浑身汗透,知道自己使尽了浑身解数,动用了一切战术,仍然一无斩获,空手而归。”16 目前假想敌战术大队的人员挑选程序允许大队领导能在每一次训练任务阶段,从一大批作战部队教练飞行员和经验丰富的四机编队长机中亲手挑选最合格的人员,以找到既技术全面又成熟老练的飞行员。

“侵略者”中队驻扎在内利斯空军基地,周围高手如云,有武器学院的教官、武器升级飞行员,以及来自第 422 测评中队的作战试飞员,队员们承受着欲胜不能的强大压力。的确,如果一直在对抗训练中落败,“侵略者”中队中这些百里挑一而中选的队员就有可能寻求机会,把身怀绝技展露一手。这种感受可以理解,却不可接受,如果不加制止,就可能像 1984 年那样丧失专业风度,增加事故风险。一旦任由“侵略者”成员的自大欲望膨胀,问题就会接踵而至。预防始于选择程序 — 飞行技术固然重要,但成熟的态度必不可少。

“侵略者”中队领导还提出了纠正“不惜代价打败对手”心态的第二种办法。通过此方法,带兵者可及早发现“侵略者”飞行员是否迷失重点偏离规则。方法的关键是主动向那些使用“侵略者”飞行员作为陪练的部队获取反馈,并特别注意反馈中有无提及违反训练规则的动作。因为,即使红军飞行员在汇报中隐瞒了这些违规动作,蓝军也不会很快忘掉。“侵略者”中队的带兵者需要同武器学院、第 422 测评中队,以及“红旗”军演的兄弟部队等保持联系,及时了解本中队飞行员的表现和发现违规行为。带兵者既然称自己是“训练规则的把关人”,就必须重视解决任何违规行为。否则,就会任由中队成员朝非专业的行为下滑。

最后,无论输赢,“侵略者”都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是胜者。“侵略者”作为红军,如果完美设计和实施了假想敌的战术,蓝军因此上当受骗出现失误,“侵略者”可以动用武器将蓝军战机“干掉”。蓝军飞行员驾机踏上孤独的败兵之旅返回内利斯基地,战败的滋味势将铭记心中。而后在总结会上,代表假想敌威胁的“侵略者”专家将有机会解释战术的应用及如何捕捉到对方的弱点。蓝军飞行员由此吃一堑而长一智,虽败犹胜;红军正确实施既定战术并取胜,成就感油然而生。

我们乐于看到的是,这种情景已经越来越罕见。如果蓝军获胜,红军同样是胜者。毕竟,“侵略者”中队的使命就是使蓝军训练得更出色。红军实施既定战术无懈可击,而蓝军在纠正弱点后更技高一筹,红军当应为之欢呼,为之满足。被“干掉”的“侵略者”驾机返场,或许需要不断回味“蓝军赢则大家赢”的箴言。通过选择技术熟练经验成熟的飞行员,通过密切关注违规行为,通过不断地提醒飞行员记住陪练中被打败是好事,我们就能确保“侵略者”不会掉入“不惜代价打败对手”的心理陷阱。

这个过程也适用于太空和网空“侵略者”部队。这两个领域目前仍在无假想敌陪练的背景下开展战术设计和运作。我们必须把假想敌的参与和己方已知的薄弱环节紧密挂钩而制定出明确的训练目标。正如空军“侵略者”中队第一次在弗罗里达州霍姆斯特德空军基地进行假想敌战术表演时,作为红军,我们大幅度修改了战术模仿,为的是配合学员们的训练目标。现在也一样,针对日益发展的太空和网空战场,我们必须将“侵略者”的战术设计加以规范和突出重点。在这些新兴领域中,“不惜代价打败对手”的心态,言轻些,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言重些,有可能导致诸如网络作战等尚未成熟的努力显著倒退。
僵化的和不现实的战术即使担任红军的“侵略者”中队使用态度最端正技术最合格的飞行员,但如对假想敌的战术复制僵化、死板、不现实,也会损害其陪练能力,无法训练好蓝军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作为专业的假想敌部队,最困难的任务是如何及时跟上真实敌人的战术发展。敌人的系统会随着时间不断改进,但其技术发展始终会受限于如物理科学和财力等诸多因素。假想敌战术大队设有威胁评估程序,该程序运用所搜集的情报和目前的科学知识,证明能够准确评估敌人的技术在今后 5-8 年的发展程度。17 在掌握这些信息后,“侵略者”中队可相应修改系统/武器/平台等的使用,高度准确地复制出敌人的新一代技术。在上级的支持下,假想敌战术大队在获取能代表真实敌人威胁的技术设备方面,应该说非常成功。

但战术复制所面临的挑战迥异于技术复制,这是因为战术的研究全在于想象。真实的敌人如何运用其武器技术,不同的国家因文化思维不同而各异。在等级严明的文化中,飞行员对战术的运用必须沿循严格的指挥与控制结构;在相对自由的文化中,较低级的作战人员在战术使用方面可享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应急执行权。战术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就是说:即使是紧密的盟友,操作类似的作战系统,参照相同的战术条令,各自开发和实施的战术也会有明显差异。18 可以想象,要观察和记录那些隔绝而封闭的国家的战术,将困难重重。“侵略者”中队既被授以“准确复制威胁”的任务,就面临一个困境:能否知道敌人在战斗中将如何反应? 即使他们设法找到这个答案的来源,又将面临新问题:潜在的对手很多,究竟该模仿哪些敌人呢? “侵略者”所设计的战术,主要是模仿所观察到的真实及潜在敌人的战术,但即便如此,这样的战术复制充其量也只能是不精密的科学。

因此,要准确复制威胁,就需要不断地研究和调整,才能防止战术变得僵硬和教条。它也要求飞行员了解假想敌的文化思维方式,这方面的努力最近得到进一步的强调。19《“侵略者”复制威胁指南》是根据当时的情报和武器系统能力改进(主动导弹,升级雷达,数据链结等)的影响,论述了对苏联战术行为的观察和复制,以及针对不同国家做出的推断战术修改。然而当时我们所处的是简单的两极世界,美国可以将重点放在复制苏联的战术上。今天则不然,问题远更复杂。

说到底,由于不同的文化思维、武器系统和战场局势互相作用,战术的变化可有近乎无限种可能性。对“侵略者”中队而言,如果其复制的假想敌战术并不能培养蓝军应对一系列广泛的战场局势的能力,则这种复制失去意义。但经常,完全真实的战术复制需要让位于部分针对任务的训练需要 — 于是产生另一个变量,即蓝军的训练目标。在内利斯空军基地的三个单位组成形象地反映出这种状况。其中,第 422 测评中队为了开发出最有效的空军武器系统和战术,要求“侵略者”红军复制出假想敌的原始系统和战术,从而在测试和评估中把蓝军武器系统,如雷达、干扰器和武器等的弱点逐一暴露并解决,然后列装到作战部队。第 422 测评中队还要求“侵略者”表现假想敌即红军最典型的战术运用,以评估蓝军的新武器系统和战术的有效性。

对武器学院来说,情况刚好相反。武器学院关注的重点不在获得准确的威胁复制,而在于实现“预期的学习目标”(也是学校中一项研究生课程的名称)。在这门课程中,作战任务的复杂性逐步增强,从一对一的飞机机动,提高到多编队协同作战,对假想敌威胁的复制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武器学院的教练飞行员经常要求“侵略者”红军部队演示非代表性的假想敌编队和战术实施,以此测试高年级学员的态势感知能力和对蓝军战术的理解。

在“复制与训练”这对矛盾的频谱中,“红旗”军演的观众对复制威胁之真实程度的要求似乎介于第 422 测评中队和武器学院之间。一方面,“红旗”军演要求精确体现假想敌的威胁,以此验证部队大规模协同作战计划的实施效果。但其精确性又要按训练要求适当调整,亦即,它不仅必须演练协同作战中的尖刀部分即空对空护航机,也要锻炼紧随其后 30 英里的轰炸机群。完美复制假想敌威胁,将仅可为协同作战计划中的几个架次提供理想的训练环境;但如果只注重完美重复训练动作,又会搅乱军演司令官的计划,导致军演任务失败。在“红旗”军演中,“侵略者”需要适当调整假想敌的战术,做到既能验证蓝军战术执行效果,又能为参加军演的大多数部队提供实战训练。

换句话说,“侵略者”红军必须掌握好微妙的平衡,既不可一味复制美军早已熟知且应对裕如的旧苏联 1980 年代的战术,又要避免再次滑入“内利斯自由式”发挥,不可把假想敌战术设计成以挑战蓝军开始,以无解难题告终,从而阻碍训练效果。“侵略者”的战术应做到有一定模式但适当可调,能代表典型威胁又具有挑战难度,且反映假想敌的文化思维方式。因此要求很高。“侵略者”需要主动听取蓝军的意见反馈,使红军战术设计能满足蓝军的训练和/或威胁复制要求。蓝军可能会对某项新战术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尤其是当此战术难住蓝军时),除疑之道是红蓝双方保持沟通,解释这项战术设计的思想依据,从而确保对威胁的复制能满足训练的需要。战术设计必须立足现实,但不可毫无变通,以致扼杀蓝军的学习积极性。理想的情况是,“侵略者”的战术总能保持稍有变化,促使蓝军认真应对,让其有灵活发挥余地,提高对新形势的适变能力。

在太空和网空领域,由于相关部队一直在真实世界中拼搏,故而暂无“侵略者”红军所面临的战术设计僵化之虞。再者,敌人在这些领域的能力和意图远未明朗。比如,如果敌机袭击友军战机和领土,我们马上就能辨别,不会产生误判;但在太空行动领域,蓝军对蓝军的互相干扰和敌人的干扰通常难以分清。网络世界中更加难以分辨,网络攻击中既有青少年黑客,也有国家支持的组织,采用的攻击战术也大相径庭。但是,随着太空和信息领域的“侵略者”假想敌计划逐渐成熟,这些部队也将需要开发出切实可行的战术,并必须始终记住需要不断激发蓝军的灵活性。
价值无法用数字表现在当前资金紧缩的环境下,无论是新研发系统,还是早已成型的组织,只要表现欠佳,都可能受到冲击。表现不佳的形式很多,一些是臆想的,一些是真实的,但在资源分配期间需要排列先后顺序时,客观事实和主观臆想就难分彼此,都被纳入考虑和权衡之中。于是便生成一条硬杠:凡不自行削减的计划都得不到充分拨款。鉴于“侵略者”计划所做的贡献难以量化,(现有唯一的硬数据是节约的差旅开支,即其它部队不必再向内利斯基地部署飞行队以支援武器学院、测评,及“红旗”军演假想敌陪练支持,此项节约在 2007 年约为 700 万美元),此计划可能面临被砍削的风险。20 就目前而言,假想敌战术大队计划属于优先范畴,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已向作战部队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好处。2007 年 9 月,各“侵略者”中队进行了 7 年来的第一次路演(第 64“侵略者”奔赴弗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第 65“侵略者”中队和第“507”空防“侵略者”中队奔赴南卡莱罗纳州肖空军基地)。路演部队受到第 33 和第 20 战斗机联队的热情接待,通过专门表演和详细学术讨论,向他们提供了假想敌异型机的真实情况,提升了他们对现实及新兴威胁的态势感知。专职假想敌部队能深度研究敌人战术,配备专门设备(例如电子干扰器),提供专业化的假想敌陪练支持,从而减轻作战中队的巨大训练负担,可是其效果很难用具体数字量化。

假想敌战术大队必须对期望值进行管理,以防在提供假想敌陪练支持方面出现承诺过度而兑现不足的窘境。战术大队目前仍处在成长阶段,预计到 2011 年达到满负荷运行。在这个中间阶段,外界可能升高期望,假想敌战术大队却没有足够的人力或设备满足其要求。在第 64 和第 65“侵略者”中队都达到 24 架核准专用战斗机的规模后,以及在阿拉斯加州艾尔森空军基地的第 18“侵略者”中队完成 18 架核准专用战斗机的改装(第 30 批次的 F-16)后,将有足够能力覆盖内利斯空军基地的全部假想敌陪练需要,并能走访美国大陆、太平洋美国空军和驻欧美国空军的每一支战斗机部队,每年一次,每次两周(包括弗罗里达州廷德尔空军基地和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的正式训练部队)。21 除此之外,第 527 和 26 太空“侵略者”中队将可支持空军太空司令部的作战、测试和训练要求,为其复制卫星通讯干扰环境,还可为其它飞行等部队提供全球定位系统受扰环境中的训练。这些假想敌支持主要体现在“红旗”军演中,但也将通过路演提供支援。最后,第 57 和 177 信息“侵略者”中队将向空军网空司令部网络操作人员提供网络袭击和防卫训练,并有可能通过在基地开展针对网络漏洞的路演,继续对个人用户进行训练。

“侵略者”计划不久将达到作战联队的规模,包括作战飞机、一个空防“侵略者”中队、两个太空“侵略者”中队(装备干扰全球定位系统和卫星通讯的设备),和两个信息“侵略者”中队,可见专门训练的成本定然不菲。假想敌战术大队属于新计划,起步阶段难免“享受”怀疑。然而若干时间后,如果继续表现不出投资回报,该计划可能再次面临 1990 年被裁减的命运。
展望未来:整合及战役层次的支援由于空军把所有的天空,太空和网空训练置于假想敌战术大队计划之下,天空“侵略者”飞行中队多年来积累的经验教训已被积极吸纳到太空和网空“侵略者”中队的活动中。有趣的是,在 1970 年代“安全第一”的训练思维定势下,第一次“侵略者”路演在战术空军司令部遭受冷遇 ,同样的训练思维定势在目前的太空训练中又显露出来。以往训练活动中犯的错误受到严格审查,由此提出的改进措施却导致真实的假想敌训练难以实施。这种状况同空军(和海军)在越战期间出现的情况相同,那就是,两个军种都认为,异型机战术训练在和平时代过于危险,在战争时期则会冲击作战表现。“侵略者”的经历凸显出有必要进行更经常的、而不是更少的真枪实弹的实战训练。天空“侵略者”计划初期犯下不幸的错误(导致前述费希尔将军在 1984 年训诫会上做题为“战术空军司令部身患癌症”的报告),但从长期来看,该计划仍取得了降低事故率和提高作战能力的整体效果。太空“侵略者”计划一直在不断地提倡降低卫星通讯干扰训练的授权等级,以能及时有效地开展训练。接受实战模拟训练的部队越多,出错的概率就越低。

太空和网空“侵略者”假想敌训练计划以天空“侵略者”积累了 36 年的经验为样板,逐步成长起来。在组建初期,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式。但这两类训练的发展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在成熟过程中需要培养出自身特有的属性。虽然假想敌战术大队各领域训练之间存在差异,特许令要求战术大队在训练整合的各个阶段提供“完整的敌人目标组合”。根据训练形势的需要,天空、太空和网空部队有时独立行动,有时协同运作,互相借鉴强项,加大蓝军面临的挑战难度。例如在最近一次训练中,蓝军部队由于行动安全程序疏忽,泄漏了航空编队的关键位置和时机信息。信息“侵略者”(目的是促使美国和盟军部队更强大,而非更易受攻击)截获了这些敏感数据,传递给天空和空防“侵略者”,后者一举打掉该编队的先导战机。真实和潜在敌人能将其整合能力发展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观察,但假想敌战术大队的使命就是预测战争性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天空/太空/网空的整合效应正以某种形式出现。

假想敌战术大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中队层次上整合天空、太空和网空训练,使其在训练创新和实验中无需过多的协调。由于假想敌战术大队的组织规模相对较小(500 人),各训练部队都能互相学习,大量借鉴。空中和空防“侵略者”在战术设计中整合太空“侵略者”的全球定位系统干扰,并在此过程中了解后者的其他手段。同样,太空“侵略者”获得天空作战的珍贵经历,拓宽思维,为自身领域中今后的任务设计增加内容。虽然在空军和国防部的大背景下,天空、太空和网空专业人员基本是采用竖向交流和协调,但假想敌战术大队借助自身规模较小的优势,能够推动中队层次上的持续互动。通过互动取得的正面收获远远超出内利斯基地大门的限制。22 此外,虽然天空和太空“侵略者”在各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独立或协同运作,在信息为主角的战争年代,信息作战成为所有整合努力的关键。信息“侵略者”同整个大队中的每个人互动,把他们都培养成信息战士。一旦假想敌战术大队中的每一名天空/太空/网空战士都充分意识到其他领域的潜能后,整合将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

任何人在成为一名“侵略者”战士之前,必须达到其专业领域的“教练飞行员”水平。“侵略者”战士虽然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教练和复制假想敌的系统和战术,他们也充分借鉴自己作为蓝军的经验,来了解假想敌的哪些能力对实战训练最有意义。各领域之间分享丰富的经验,比如“侵略者”初级教程(假想敌战术入门 — 概要介绍“侵略者”计划,在内利斯空军基地讲授,为假想敌战术大队所有成员必修课程),以及后续训练,诸如 AGRS 202、303 等课程。中队指挥官应能提交各自的任务简报,以保证“侵略者”上级领导了解“完整的敌人目标组合”大战局中各中队的作用。

假想敌战术大队虽在自我约束,是以复制假想敌已知和真实的近期能力,但随着整合程度加深,必能得出更多经验,惠及整个空军的跨领域努力。并且,假想敌战术大队战士通过在太空、太空和网空作战取得第一手经验,可更好地了解如何把这些经验结合到未来各种演习和实验战场(例如虚拟军演)中,挑战蓝军的能力。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经验必能暴露出整合加深过程中的优势和薄弱环节。假想敌战术大队将通过战术研讨会和美国空军作战中心出版物等形式,归纳和传播这些经验教训,供假想敌战术大队以外的整个空军共享。

战术层次上的整合效果,有望推动训练朝战役整合层次发展。“侵略者”中队擅长创立的战术效果,已经在“虚拟军演”等战役层次的演习中采用,展现出真实、有时出乎意料的假想敌战局。我们有可能运用战术大队有关假想敌能力及意图的综合知识,来有效训练战役层次的组织,诸如空中作战指挥中心和空中支援作战中心等,但这样做可能踏入“红队联盟”(red teaming)范畴,显然超出假想敌战术大队特许令规定的范围。23 但是,战术大队应可与那些已经在做红队联盟工作的组织(如:空军研究实验室和空军国防分析局)协作,使战役层次的训练尽可能真实而有意义。
结语空军“侵略者”计划正在扩充之中,过去 36 年来的珍贵经验和沉痛教训为它打下了基础,对正在整合之中的天空、太空和网空训练具有指导意义。以往的经验教训或许不会全盘适用于当今的太空和网空“侵略者”战士,但经验教训之中含有用昂贵代价换来的通用“定律”。如果任由不惜代价打败对手的心态蔓延,如果不紧跟潮流而止步于舒适但僵化的战术,或者如果无视整个空军和联合作战部队的观众需要而使价值无从展现,这一切都会很快损害这项计划。假想敌战术大队目前的战术、战技和战规中还包括很多其他方面的教训,比如不要扮演评估者的角色(这也是导致第一次“侵略者”路演不尽人意的因素之一),不要向蓝军讲授蓝军自己的战术,不要设计和复制难度过大且假想敌中并不存在的战术。24 这些告诫不仅适用于天空“侵略者”,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太空和网空“侵略者”亦将逐步积累各自独特的经验和教训,纳入自己的战术、战技和战规中,然后同其他领域共享,确保整合过程不出问题。

在这个方面,假想敌战术大队的重点是不断加深对敌人技术和战术的了解,保持持续改进的精神。战术大队的成员与空军和国家情报活动紧密相连,是空军中为数极少的擅长打破作战与情报之间障碍的组织之一,具有“了解,讲授、复制”敌人的三大能力。他们培育了连续验证的文化环境(即三大能力中的“了解”),使“侵略者”计划在高逼真实战训练中再跨一步:整合、扩大、越来越紧密地拼合天空、太空和网空能力。“侵略者”战士无论是在肖空军基地扮演红军双机编队以为高级学员训练提供陪练支援,还是开展天空/太空/网空假想敌联合行动以训练分布式“虚拟军演”的屏幕战士,其核心目的保持不变,这就是提供有效而真实的训练,磨练空军打赢未来的战争。

说到底,“侵略者”不是红军,而是“深蓝”军,肩负着全力以赴训练蓝军提升蓝军能力的使命。国家对空军的依赖越来越重,空军作战机队越缩越小,太空和网空在作战中正从支援角色转变为受援角色,这一切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全频谱全整合的“侵略者”训练将越来越重要。“越战期间,敌机空战屡屡得手,一份分析美军作战失败的“红色男爵”项目报告,方促使美军在 1972 年建立起第一支“侵略者”假想敌中队。我们万不可再等待下一份这样的报告出炉,作为催生太空和网空领域“侵略者”训练计划的动力。”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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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Steve Hoogte 准将 2008-1-25 给作者的便笺。
  • Giulio Douhet, The Command of the Air[制空权], trans. Dino Ferrari (1942; new imprint,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Air Force History, 1983), 30.
  • Dr. Richard P. Hallion, “A Troubling Past: Air Force Fighter Acquisition since 1945” [困扰的过去:1945 年以空军战斗机采办回顾], Airpower Journal 4, no. 4 (Winter 1990): 4,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 ... 90/win90/1win90.htm; 另参看 Maj Michael P. Donovan, “Full Circ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dicated Adversary Air Training in the USAF” [完整周期? 美国空军专职假想敌空中训练的转变], (thesis, School of Advanced Airpower Studies, Maxwell AFB, AL, 1998), 10.
  • Gen Bruce K. Holloway, “Air Superiority in Tactical Air Warfare” [战术空战中的空中优势], Air University Review 19, no. 3 (March–April 1968): 8–9, http://www.airpower.maxwell.af.m ... -apr/holloway.html. 1960 年代的战术训练,集中在冷战时期的核武器使用上;如何完美实施核战争计划成为头等大事,空中优势训练受到冷遇。此外,诚如此文作者 Holloway 将军所言,不愿针对真实敌人开展训练的心态“部分反映了对飞行安全的担忧”(9)。在对那个时代飞行员的采访中,这个“安全第一”的主题多次被提及。
  • Reina Pennington, “Grounded: The Aggressor Squadrons” [停飞:“侵略者”中队], Air and Space, March 1994, 28.
  • 同上。
  • Gen Eugene Fischer, “The Cancer of TAC” [战术空军司令部身患癌症], (speech, Nellis AFB, NV, 7 September 1984, transcript of an audio recording).
  • For comparison, the CAF's 2007 Class A rate was 2.69, and 2006's was 1.74 (as was 2005's). 作为对照,作战航空部队 2007 年 A 类事故率是 2.69,2006 年是 1.74(2005 年亦同) 。参看 “Flight Safety Statistics” [美国空军飞行事故记录], http://afsafety.af.mil/stats/07fltstats.txt. 整个美国空军的事故率按年统计参看 “USAF Flight Mishap History, CY47–FY06” [美国空军事故统计 CY47–FY06], http://afsafety.af.mil/sef/stats ... shap%20History.pdf.
  • “内利斯自由式”的含义是,利用对蓝军能力及局限性的了解而打败蓝军。复制假想敌潜在技术必须有的放矢,但模仿假想敌战术可任凭想象驱使。一个不受纪律约束的“侵略者”中队可以宣称任何一种战术都有效(无论是观察到的或推定已知敌人所采用的);但真正有效的战术模仿,取决于部队的正确领导和战士的正确态度。
  • 公允而论,空军从 F-4 换装到跨代战机 F-15,是“侵略者”偏离纯粹复制假想敌战术做法的部分动因。“侵略者”起先用老式的 F-5 模仿苏联战术尚可挑战 F-4,但作战部队换装雷达和火控系统大幅改进的 F-15 后,就可轻而易举地打败曾一度具有挑战难度的假想敌威胁。“侵略者”于是觉得必须设计出高难战术,才能挑战能力高超的 F-15。在某些情况下,此心态导致“侵略者”战士驾驶 F5 冒险,超出飞机和飞行员的能力极限,酿成事故。此教训对当前有警示意义,因为 F-22 已列装部队,“侵略者”在想法挑战这种最先进的空优战机,训练“猛禽”在未来战争中取胜。
  • 此指南在空军总部 ACC/A3 年度“空军战备计划任务简报”(Ready Aircrew Program Tasking Message)中有详尽说明。
  • 在“侵略者”中队编制缩减后,一位前“侵略者”飞行员说,“停止“侵略者”训练后,空军的替代方法之一就是让作战联队进行相互对抗训练”(见注释 5:第 36 页)。虽然这样做费用较少,但蓝军不愿在一对一的对抗中扮演红军,故而导致训练质量降低。Donovan 也指出:“即使是与非专业的假想敌飞机作战(异型机空战训练)……其实质是美军和美军战术对抗,因此在对假想敌的了解中留出一段危险的差距,最终证明有损于训练质量。(见注释 3:“完整周期?”,第 25 页)。
  • 见注释 5,第 35 页。
  • “假想敌战术大队Enabling Concept” [假想敌战术大队生成概念], (Washington, DC: Headquarters US Air Force, 2004).
  • 第 64“侵略者”中队指挥官 Boots Boothby 说:“记得我曾对战术空军司令部司令说过,'军事行动和情报之间有一堵高墙,之所以存在这堵墙,是因为没有一个飞行员会承认自己有不知道的东西'”(见注释 5:第 30 页)。我们不应高估飞行员学习情报知识所产生的协同力量,亦同样不应低估。
  • 见注释 5,第 32 页。
  • 新兴威胁战术组(ET3)程序的使用表明在前瞻性威胁评估中非常有效。这种程序把情报专业人员、作战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及智库研究员集合起来,评估观察到的敌人活动,然后推定该技术今后 5-8 年的发展方向。ET3 的前瞻性评估,帮助采办和测试部门更好地为未来做准备。
  • 例如,在南卡莱罗纳州的肖空军基地,一位荷兰的交流军官对空战机动和空战战术的做法就不同于同美国主办方。在空战机动训练中,美军飞行员认为,凡和敌机一同进入作战空域的飞机,即被视为“交战”机,而非交战机的职责是向孤立的敌机发射导弹,但不参与交战,以防和蓝军战机在空中相撞。有趣的是,荷兰人把非交战的蓝军战机视为交战机,其推理是:和红军战机一同进入作战空域的飞机为求生存,需逼迫对手做机动飞离交战机,把距离拉大,从而允许发射导弹将其一举击落。这导致非参战机处于劣势,因为其飞行员不被允许以最有效的战术交战;非参战机总以为交战机会迅速干掉对手。这些分歧反映出文化背景和经历的差异。荷军战术与美军战术同样有效,但其战术形成于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如果说北约盟国与我们之间还有这些差异,可以想象那些出自欧洲文化以外的潜在对手,又会发展出如何不同的战术来。
  • “侵略者”中队一名飞行员在和另一国空军进行联合演习归来后,非常敏锐地指出,该国的文化和社会态度所形成的防御性防空作战战术和美军做法极不相同。美军认为,威胁越接近防御地点(如军事基地或主要城市),飞行员能接受的风险程度就越高,甚至可以冒着被击落的风险在劣势下参战,因为被保卫目标的价值大于飞行员和飞机的价值。但在另一国,飞行员处在相对更高的社会阶层,在同样情况下其飞行员可能选择撤退,直到占据战术优势位置为止,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将被保卫的目标置于危险之中。在该国,飞行员和飞机的价值被认为超过被保卫的民众和地方的价值。
  • 空中作战司令部/A3J,2006 年 9 月和笔者的电话交谈。根据武器学院院长所言,在 2007 财年,为提供假想敌训练支援的差旅预算拨款为1,400 万美元。假想敌战术大队对内利斯基地的训练支援优先顺序为,“红旗”军演第一、武器学院次之,测试第三。在 2007 年,第 64 和 65“侵略者”中队全部满足了“红旗”军演所需的假想敌训练需求,对武器学院的训练需求只满足了约其中 30%。
  • 内利斯空军基地有 48 架核准专用战斗机,假想敌战术大队每年飞行大约 9,400 架次。其中武器学院需要 5,300 架次,“红旗”军演需要 1,140 架次(每个战术弱点时间段飞行 12 架次),12 次路演共 1,440 架次,支援作战测试和评估 400 架次,总共大约 8000 多架次。艾尔森空军基地要求的飞行架次待定。
  • 新兴威胁战术组的评估程序证明,每个领域派几名代表定期碰头讨论新出现威胁的做法值得提倡。虽然这些讨论会的最终成果有待全面验证,但却非常及时。ET3 的报告在极短时间中对空军的训练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智囊团”做法运用到假想敌战术大队的整合过程,将生成经验教训,并可进一步供蓝军整合过程中借鉴。
  • 根据联合作战准则 JP-1-02,国防部军语词典:红队是“一个组织元素,由经过训练和教育的成员组成,运用独立能力以作战环境为背景,从敌人视角和其他角度出发,全面探讨各种作战计划和行动选择方案。”Joint Publication 1-02, Department of Defense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12 April 2001 (as amended through 30 May 2008), 460,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new_pubs/jp1_02.pdf.
  • 评估:过去曾尝试把“侵略者”陪练支援作战的结果作为战备完好率检查的内容。虽然表面上看这样做很合适,但对假想敌战术大队来说,远离这种评价角色非常重要。如果空军部队担心他们在“红旗”军演和路演的表现会记录在案并呈报上级,这些部队就不会将重点放在学习上,而是做各种手脚确保通过测试。讲授战术:由于第一批“侵略者”成员是凭精湛的战术技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故而他们在访问部队时总是被鼓励讲授战斗机基本机动要领和空战战术。但时过境迁,目前的“侵略者”计划仍延揽了最合格的作战人员,不过他们的重点完全放在对敌人威胁的研究上,而对蓝军战术的熟悉程度迅速消退。蓝军的知识构成了他们对敌人了解的基础;而若要保持独立于蓝军,他们就必须展现最相关的敌人战术,迫使蓝军想尽办法来应招拆招。展现并不存在的威胁:乍一看,许多敌人看起来比其实际能力要强大得多。“侵略者”战士总希望把假想敌想象得尽可能厉害些,从而提高挑战蓝军的难度并使其做得更好,“侵略者”战士于是寻找各种情报,有时会了解到一些极其困难(即使不是无解)的假想敌战术介绍。至于这些战术/战局是否具有代表性,则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才能做出判断。
  • Lt Col Paul Huffman, “Aggressor Transformation: Beyond the Flightline” [“侵略者”转型:超越飞行线], (thesis, Air War College, Maxwell AFB, AL, 2007), 38, https://research.au.af.mil/papers/ay2007/awc/Huffman.pdf. “红色男爵”项目报告分析了空军在越战期间的空战中失利的原因。



* 作者提交本文时,任美国空军第三十五战斗机联队司令官,驻日本三泽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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