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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空中力量与 1916 年阿拉伯起义 — 现代空军如何对付阿拉伯的劳伦斯?

本帖最后由 红豆 于 2010-4-19 16:44 编辑

作者:克莱夫·布朗特,英国皇家空军中校Wing Cdr Clive Blount, Royal Air Force*




从鲜为人知的年轻考古工作者,一跃而成为军事心理学领域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T·E·劳伦斯(T. E. Lawrence)可谓最令人困惑而古怪的英国佬,更多的人称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究其缘由,他曾经是一位实际意义上的起义首领,声名鹊起,率领汉志省(Hejaz)阿拉伯部落反抗奥斯曼君主,展开了类似于现代社会风起云涌的叛乱战。他的作战艺术曾受到从毛泽东到约翰·博伊德
John Boyd)等各式军事家的广泛研究。1




劳伦斯的主要著作《智慧七柱》和《造币厂》广为人知并常被引用,而他最初投寄给《陆军季刊》并在《东方集》1939年卷再版的一篇相对而言不太起眼的文章,藏有阐述不规则战争的思想宝库,值得我们以现代经历的目光再行探索。2
他不仅介绍了“用刀子喝汤”和“鱼狗肉”之类的奇闻轶事,更重要的是描述了爆发于 1916 6 月的阿拉伯起义的发展过程,为面临着当前威胁的现代军事家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资料。笔者拟从现代空军战士的观点来探讨劳伦斯对叛乱的论述,更具体地说,从反面来理解他对非正规战的解释,针对在他的作战原则指导下的叛乱行动,审视空军可能发挥的作用。本文抛砖,是为引玉,期待在这本杂志及更大范围的军事群体中开展辩论。



因几代人受奥斯曼(土耳其)君主的压迫,阿拉伯大酋长侯赛因身为阿拉伯民族主义首领和麦加统治者,在 1916 6 月与英国和法国结成联盟对抗奥斯曼人。侯赛因认定奥斯曼王朝会在战争结束后将他废黜,便开始与英国派驻开罗的行政长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书信来往。3
这些后来引起高度争议的书信使侯赛因相信:如果阿拉伯人承诺站在协约国一方,将会得到回报,协约国将让他们建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帝国,覆盖除英帝国属地和其在科威特、亚丁湾及叙利亚海岸的权益之外的中东大片地区。4
法国和英国的海军在战争初期就已经清除了红海上的奥斯曼炮舰,所以海洋侧翼是安全的。1916 6 10 日,3,500 名阿拉伯人在英军水上飞机和军舰炮火支援下攻打吉达港,奥斯曼守备部队困守五天后投降。到 1916 9 月底,阿拉伯军队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支持下夺取了三个海滨城市:拉贝、延布和群菲达。但奥斯曼在汉志还驻有约 15 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




1916 10 月,驻开罗的英军派劳伦斯去协助与侯赛因的阿拉伯人联络。这位年轻的军官之前曾担任过地理绘图和相对低级的情报工作,他讲流利的阿拉伯语,战前曾作为考古学者在阿拉伯半岛四处漫游。劳伦斯对起义的最初贡献是说服阿拉伯首领(侯赛因的几个儿子:阿里、费萨尔、阿卜杜拉、扎伊德)协调行动,共同支持英国的战略。他劝他们不要攻打驻守麦地那的奥斯曼军队,并帮他们制定了一个战略,让阿拉伯人破坏通往汉志的铁路,因为麦地那守军的供给和增援都依靠这条铁路。这种打法牵制大量的奥斯曼军队,迫使他们派兵防守和修理不断遭到破坏的铁路,同时还要留兵驻守麦地那,应对阿拉伯人的游击骚扰。5
根据计划,进攻战将从红海沿岸港口开始,海滨城市瓦吉是第一个目标。1917 1 3 日,费萨尔率领军队约 10,000 人和 1,200 头骆驼沿红海海岸向北挺进,英国海军从海上补充供给。然而调遣一支这么庞大的部队需要时间,英国海军于是乘 HMS Hardinge 号军舰于 1917 1 22 日率先到达瓦吉,次日上午开始进攻。瓦吉守军三天后向从 HMS Hardinge 军舰上登陆的一支由英军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小部队投降,费萨尔的大部队则在 36 小时后赶到会合。6
瓦吉失守后,奥斯曼首领放弃了本想夺取麦加的计划,将小分队部署在汉志铁路沿线,以加强对麦地那的防守。阿拉伯军队兵分三路:阿里的部队威胁麦地那;阿卜杜拉从瓦迪艾斯发起行动,骚扰奥斯曼的交通运输并截获军需;费萨尔的部队驻守瓦吉。骑着骆驼的阿拉伯袭击队伍覆盖了有效半径约一千英里的区域,他们自带干粮

主要是用来制作简单面包的面粉

饮水取自相距约 100 英里的井水系统。7
这次战役期间,空中支援最为有效,在打击敌人和补充供给这两方面都非常出色。8




阿拉伯起义者在汉志铁路沿线牵制了大约三万土耳其军队,从而阻止了阿拉伯半岛的土耳其部队与非洲东部的德国部队联合;阿拉伯人采取打了就跑的骚扰战术,通过小规模消耗战,逐步削弱土耳其军队的力量。然而,真正大败土耳其人的战斗是由英国的埃德蒙·阿伦比爵士将军(Gen Sir Edmund Allenby)指挥的。阿伦比绰号“公牛”,在 1917 年秋从西奈半岛成功地发起进攻,一路势如破竹,同年 12 月打入巴勒斯坦,攻克耶路撒冷。1917-1918 年冬天的恶劣天气,还有土耳其人的负隅顽抗延误了他的进军,但是在第二年,由于阿拉伯非正规兵在右翼相助,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于 1918 10 1 日夺下大马士革,七天后又占领了贝鲁特。在战役的这个阶段,空中力量的运用至为关键,《智慧七柱》中多次提到这一点。9
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再往南,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现在的伊拉克),英国人终于一雪前耻(在 1916 年,8000 名英-印兵向库特镇的土耳其人投降),在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爵士将军(Sir Frederick Stanley Maude)的率领下,于 1917 3 15 日夺取了巴格达。10
1918 年底,美索不达米亚已控制在英军的手中。抗击土耳其人的战争结束于 1918 10 30 日,土耳其签订了《蒙德罗斯停战协定》(Mudros armistice)。11
汉志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为联盟的胜利贡献了一臂之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并期盼着麦克马洪(McMahon)曾许诺他们的阿拉伯家园。但随后,英法之间达成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更赤裸裸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野心,这一切让阿拉伯人大失所望。12
目前的中东问题就是在那时埋下了种子。阿拉伯巴勒斯坦固然是现代冲突的核心原因,但除此而外,阿拉伯的反西方情绪,也深深植根于英国人在阿拉伯起义之后被视为背信弃义而产生的宿怨。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本拉登在他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中就提到了这次背信弃义:“80 多年来,我们的民族尝尽了羞辱和轻蔑。”13




在《东方集》论述阿拉伯起义这一章的结尾(《智慧七柱》里也有论述),劳伦斯简短总结了自己的叛乱战争观,很有启迪:“叛乱者只要有机动能力、安全保障(敌人打不到)、时间和作战原则(团结一切民众),就终将取得胜利,因为代数因子最终起决定作用,在与他们的对抗中,手段的完美和意识形态的抗争都无济于事。”14




那么,劳伦斯的这段简短总结具有什么含义? 我现在建议先仔细研究这些代数因子,充分理解劳伦斯的思想,然后再探索用现代空中力量来对抗这样一种战略可能会出现的结果。




劳伦斯说的“机动能力”是指叛乱者在作战空间中争取自由行动的能力。他指出:防守汉志地区需要数量庞大的正规军

超过 60

所以土耳其人只能占住某些据点。叛乱者的成功取决于有能力绕过这些据点在空隙地区流动。他把土耳其陆军比作“植物,主干不能动,根深蒂固,靠长长的干枝把养分输送到顶部”;而叛乱者则是“一种影响……一种思想、一种刀枪不入、捉摸不定、不分前后的东西,像气体飘移不定。”15
正如他早期提出的不收复麦地那的建议所表明,他对领土不感兴趣,而是注重利用敌人占领地盘的常规做法,牵制他们的兵力,并迫使敌人为保卫后勤而疲于奔命。叛乱者不断袭击麦地那,但仅仅是为了消耗敌人的弹药和给养,使汉志铁路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于是这条铁路本身就成了土耳其军队的另一个包袱。空军准将朱利安·斯廷顿(Julian Stinton)在《空中力量评论》的“观点”一文中,论述了现代反简易爆炸装置(IED)行动,认为这是“战术的关键一面”

这一点毫无疑问

然而作者却又否定了从空中调运地面部队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是把地面拱手送给敌人,从而进一步将“我们”困住。16
我不同意这最后一点,我认为对陆地交通线(LOC)的依赖和地面行动的缓慢正在变成我们的“汉志铁路”包袱。顺便做一点历史说明:为保持汉志铁路的畅通,土耳其人在“反 IED 战役”中使用许多方法,包括原始的空中力量。17




我重视这一事实,即目前的作战准则要求派遣所谓“战地靴子”的地面部队争取“民心”,并为其它政府部门(OGD)和其它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提供安全保障。但是,在什么阶段,这些“战地靴子”会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呢? 保护这支部队所需的活动,连同其不可避免的附带损伤,会在什么时候导致逆转,使“解放者”变成“侵略者”呢? 最近北约辎重车队在通往阿富汗的开伯尔山口(Khyber Pass)附近遭遇伏击及桥梁被毁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地面部队需要大量的重型物资,而我们没有红海的海上翼侧! 任何使用空中力量来减少我们地面存在的机会都是好主意。在刊登空军准将朱利安·斯廷顿“观点”一文的这期《空中力量评论》中,空军上校卡尔·斯科特(Carl Scott)明确指出了空军较之陆军在持久性、战术突然性、附带损伤等诸方面具备优势。18




除了减少对地面交通线的依赖,现代空中力量还能严重削弱叛乱者“像气体飘移不定”的能力。对于空中打击力量的使用有许多记载,在空军历史的初期,它就在中东的“空中治安巡逻”中成功发挥了作用。然而,由于各种争论不休的原因,空中力量在后来的非对称战争中的运用,总是与其对战役成功的应有贡献不太协调,空军没有能够提供自己所“标榜的能力”。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使空军以快速及前所未有的精确度达成预定效果,这种不断增长的技术能力再辅之以远程和持久能力,使空中打击力量实现飞跃发展。但是,在如何运用空中力量方面,我们需要发挥更大的聪明才智,需要向指挥官提供对付劳伦斯战略的远更有用的能力,通过这个能力了解整个战场的形势。指挥官从而能把叛乱者“困住”—
不是通常物理意义上说的把他们钉在一处,而是首先破坏他们的机动能力、使他们没有机会暗地行动或任意出击,从而打乱他们的决策过程。这么一来,我们的空中力量就变成了飘移的“气体”,得心应手地对付没有空中能力的非对称对手,使敌人寸步难行。正如斯廷顿在其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发现”功能于是发挥关键作用,尽管用“了解”这个词也许更准确。据劳伦斯本人说,“这一规则的必然结果是精确的‘情报’,使我们得以准确运筹。将军的头脑是首要因素,他头脑中对局势的了解必须精确无误,容不得任何侥幸。”19




那么劳伦斯说的安全保障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造反军必须要有一个攻不破打不到的基地,一个不仅能防备袭击、甚至不必担心受到袭击的地方。”20
劳伦斯利用红海几个港口为起点,依靠英国皇家海军在该地区的绝对优势来保证基地的安全。阿拉伯起义是现代史上数个例子之一。在越南战争的早期,北越部队利用中立国柬埔寨和老挝的基地与补给线来支持越共在南方的叛乱,迫使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得不面对各种道义困境,其中第一个困境就是:是坚持国际合法性和道德制高点呢,还是在中立国土拦阻目标? 目前,我们在阿富汗的对手显然依靠他们在巴基斯坦西北部落地区的影响,把它当作了一个中立安全基地。21
对东道国(强加的头衔?)的国际关系的任何损伤,都是叛乱者的“胜利”,因为他们就可为自己的事业争取到又一个同盟者。




应该如何运用现代空中力量来打击叛乱者的安全保障呢? 这又要用到“发现”功能。对天空还有太空的牢固控制,使我们能构建完整的态势感知。空中力量的传统特征

技术能力、无所不在、无处不达

必须越来越多地辅之以持久能力,加上显著强化的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才能真正叫敌人无处“藏身”,从而使我们不但能把握打击的时机,而且能选用最合适打击的武器。也许,最重要的是,这还使我们具备了想出手时才出手的选择权,因为有时候故意不打可能对自己更有利,比如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情报内线,可以使我们“知道”的敌人摸不清底细,可以降低附带损伤的风险,不让敌人得到宣传吹嘘的资本。如果叛乱者一离开中立基地就失去其保护而马上就被发现的话,那么这个基地对他们来说就毫无价值。空袭的心理效果也很重要。空军上校斯科特引用了一位叛乱者对《纽约时报》说的话:“我们祈求安拉,让我们和美国兵面对面的厮杀……对天上飞来的炸弹,我们没办法打。”22
心理作用不只是安全问题;它也影响到作战原则。




劳伦斯谈到作战原则时,显然是指用来统一和激励部队、并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观念。劳伦斯断言:只要有 2% 的人口积极支持打击力量,而其余 98% 是消极地同情,那么造反就能够成功。23
他接着说道:“只有引导全省的老百姓为我们的自由理想而献身,我们才算赢得了这个省,敌人的存在与否则是次要的事。”24




本土民心战是西方平叛作战原则中明白无误的永久根本,但是,赢得这场作战的方法很多且各不相同。我曾争论说,空中力量的实力在于提供一种“非接触”能力,在于减少“外国军人”踩上别国领土的足迹,从而提高战争的合法性和群众的支持。外国军队的存在有可能让叛乱者在宣传上取胜:“如果政府要依靠异教徒来统治,那它怎么可能合法呢?”我们也不能忽视精神效果。空中打击使叛乱者难以还击,因此会严重影响士气

尤其当这种打击出其不意且把敌人消灭在自以为安全的地方时。约翰·博伊德(John Boyd)作为“观察、定向、决策、行动”(OODA)循环的创始人,明确指出:其目的是要制造“精神冲突”—
增加敌人心理上的威胁、犹豫、或怀疑,同时提高己方部队内部的主动权、适变能力及协调性。”25
他甚至直接引用了劳伦斯的观点,要求指挥官对敌人必须“操纵其头脑。”26
正是在这个方面,新兴信息战的重要性显露出来。托马斯·哈梅斯(Thomas Hammes)指出:他的第四代战争,战术上表现为低强度冲突,但却是战役层级上运作,他说,“对手需要运移的,只是思想。”27
在这方面,劳伦斯又开潮流之先:“印刷机是现代指挥官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武器。”28




劳伦斯一生争议不断,令人困惑。他从战场回国,对英法两国在巴黎和谈中对阿拉伯独立所持的态度耿耿于怀,于是选择遁隐。然后在 1922 年,他改名换姓为约翰·罗斯加入英国皇家空军,不久却被人识破,被迫离伍。之后他又应征入伍,成了皇家坦克团的一名列兵,服役两年之后,靠首相办公室的朋友帮忙调回皇家空军,而后被作为一名航空兵派往皇家空军克兰韦尔基地。他 1935 2 月从空军退役,仅过两个月,就在多尔塞特郡自家的附近骑摩托翻车身亡。29
巴兹尔·李德·哈特(Basil Liddell Hart)认为:“军事史不能仅仅因为他是游击队首领就排除他;他是
……
一名天才的战略家,能预见游击战在文明化战争,即由于国家越来越依赖工业资源而爆发的战争中的发展趋向。30




以常规方式使用现代远征军来对付现代叛乱,结果已经证明代价昂贵,且手段受到质疑,而从历史上看,至多也只是成败参半。“传统上”把空中力量当作对付非常规威胁的万能药,也证明问题不少,且效力有限。在研究了劳伦斯所信奉的非正规战观念并认真思考了历史上的战役之后,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想象,创新运用现代空中力量,特别是运用空中力量的“发现”和(在可能的情况下)“了解”功能,这是对抗未来叛乱的关键。作为空军,我们必须勇往直前,不仅敢于开拓空中能力的新边界,思想上也要更大胆创新,敢于挑战惯例和陈规。我们还必须努力了解潜在对手的动机和思想,从而在需要来临时,能以我们的方式和节奏,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约翰·纳格(John Nagl)谈到美国特种部队骑兵 2001 11 月在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冲锋”时,引用了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这个教训……不是说美国陆军应该开始储备马鞍子,而是说准备未来战争需要新的思维方式,需要培养能迅速适应新挑战及突发情况的部队和能力。”31




机动灵活、无处不达、无所不在、迅速出击

空中力量的这些基本特征,再进一步发展为在战区上空持续存在,同时把战术层次的地面部队存在降到最低程度,这几者相结合,应能大幅度提升空中力量的作用,从而不让叛乱分子得到劳伦斯在上述简短总结中所说的那些需要,同时自己也不会成为靶子,不会引起政治问题,不会让正规联合部队的“战地靴子”们面临伤亡风险。依我之见,只要勇于创新用兵,空中力量势将兑现我们空军将士的一贯承诺。





注释:


  • Robert Coram, Boyd: The Fighter Pilot Who Changed the Art of War [改变了战争艺术的战斗机驾驶员] (Boston: Little, Brown, 2002).
  •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智慧七柱]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5); T. E. Lawrence, The Mint [造币厂] (London: Jonathan Cape, 1973); and T. E. Lawrence, Oriental Assembly [东方集], (London: Imperial War Museum, 1939).
  • 见注释 2,“智慧七柱”第 50 页。
  • William L. Cleveland,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现代中东史],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4), 157–60.
  • Adrian Greaves, Lawrence of Arabia: Mirage of a Desert War [阿拉伯的劳伦斯:沙漠战争的幻影] (London: Phoenix, 2007), 88.
  • James Barr, Setting the Desert on Fire: T. E. Lawrence and Britain’s Secret War in Arabia [点燃沙漠:T. E. 劳伦斯和英国在阿拉伯的秘密战争], 1916–1918 (London: Bloomsbury, 2007), 91–93.
  • Lawrence, Oriental Assembly [东方集], 124.
  • 见注释 6,第 145页;注释 7,第 127 页。
  • 见注释 2,“智慧七柱”第 613–15 页。
  • 见注释 6,第 120 页。
  • 见注释 4,第 155 页。
  • 《赛克斯-皮科协定》是英法两国在 1916 年 5 月签定的一个秘密条约,它实质上同意两国瓜分奥斯曼帝国在中东占领的土地。参看 Cleveland 的《现代中东史》163 页。《贝尔福宣言》写在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于 1917 年 11 月 2 日致曼泰古伯爵(Lord Montagu,英国锡安主义的一位领袖人物)的一封信里,它证实英国将来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承诺。参看 Cleveland 的《现代中东史》第 244 页。
  • 引自 James Barr 所著“点燃沙漠”第 314 页。
  • 见注释 2,“东方集”第 134 页;“智慧七柱”第 193–97 页。
  • 见注释 2,“东方集”第 113 页。
  • Air Commodore Julian Stinton, “Viewpoint: Integrated Air Operations—Some Ramifications for Our Modus Operandi” [观点:一体化空中作战 — 对我们惯常做法的一些影响], Air Power Review 11, no. 3 (Winter 2008): 106, http://www.raf.mod.uk/downloads/airpowerreview.cfm.
  • 例子可参看James Barr 所著“点燃沙漠”第 110 页。
  • Group Capt Carl Scott, “Letter from America” [美国来信], Air Power Review 11, no. 3 (Winter 2008): 80, http://www.raf.mod.uk/downloads/airpowerreview.cfm.
  • 见注释 2,“智慧七柱”第 193–97 页。
  • 见注释 2,“东方集”第 133 页。
  • 有关最新的分析,可参看 “Knocking Heads” [碰头], editorial, The Times, 7 May 2009,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 ... /article6236561.ece
  • Barry Bearak, “A Nation Challenged: Death on the Ground” [国家面临挑战:地面的伤亡], New York Times, 13 October 2001.
  • 见注释 2,“东方集”第 134 页。
  • 见注释 2,“东方集”第 118–19 页。
  • 见注释 1,第 337 页。
  • 见注释 2,“智慧七柱”第 193 页。
  • Thomas X. Hammes, The Sling and the Stone: On War in the 21st Century [弹弓与石头:论 21 世纪的战争], (St. Paul, MN: Zenith Press, 2006), 218.
  • 见注释 2,“东方集”第 118 页。
  • 见注释 5,第 230 页。
  • Basil Liddell Hart, T. E. Lawrence in Arabia and After [T. E. 劳伦斯在阿拉伯以及后事] , (London: Cape, 1948), 438.
  • John A. Nagl, Learning to Eat Soup with a Knife: Counterinsurgency Lessons from Malaya and Vietnam [学会用刀子吃汤:得自马来亚和越南的平叛作战教训],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xxi.



* 作者目前在英国空军作战中心担任测试与评估部主任,驻英国威尔特郡 Boscombe Down 空军基地。

阿拉伯起义脱离英法支援,根本起不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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